难道他仍然抱着“活着丢人现眼”的屈辱感，并对核试验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吗？对此，今年夏天，我在广岛所见到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事实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际，准备好的９封抗议书，美国、苏联大使馆以及所有的抗议对象均对之悍然不理。
原子弹爆炸以后，说起广岛的老人，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员，只有自己残存下来。这不仅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说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广岛的休憩之家举办的所谓原子弹爆炸后对孤老的救济，实际上是企图直接适应这个问题的一场运动。就是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康复，好从原子病医院出院。须知这些老年患者并没有去处，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癌症。那确实是由于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渊源。关于这些癌症的征候我已经表述过了。“上了年纪的，只剩下一个人，年轻的都死了。”这感慨万端的证词我也谈过。我在多次广岛之行中不是听到过对这种反常现象的悲叹吗？他们一面谈着这种反常现象，一面在他们这些老年幸存者眼里，常常蒙上一种与悲哀或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阴影。如果不怕说错，似乎是一种羞耻感在作祟。而我也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
在《广岛的小河》第十期上有这样的记载：几个老人没有自杀，也没有发疯，就这样忍受下来，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原子弹爆炸后最为安稳的三位孤老的生活。无疑对一般人来说，保持他们平静语调这种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７２岁。原子弹爆炸时，我在广岛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场做工。时值盛夏，我胸前只挂着个作业围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就那个姿势，仰面朝天地飞到办事处前的水泥地上。在屠宰场是赤脚作业，脚上扎了许多碎玻璃。在各种异常的响动的包围中，我持久地处于一种无知觉状态。
“在昭和２１年２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里的A医院去诊治。眼睛已渐渐看不清什么了。附近医院的医生也都看过了，全是白费。
“直到爆炸之前，我没用过一次药，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去年１２月终于作了肝脏和盲肠的手术。结果，知道胰脏也不好。适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开工了，市营电车要在那里通过，谁也不得不离开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寻死，可又想这样死也太没价值。我这样劝诫自己，于是就改变了主意。”
后来他的老伴死了，身边唯一的亲人患小儿麻痹的侄儿不久也结婚走了，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发着时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这样感谢道：“我双眼已失明，又很困苦，还享受着人们的种种恩惠；说烟卷掉了，就有人给拾起来……”。
一位教琴的孤独的７４岁的老妇人这样说：“学琴就得学谱，直到现在，一看见谱我就会想到琴。教学也是对从前的知识的复习，就像模仿那样，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弹起琴来就什么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从租的房子里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为了使自己习惯于大楼，稍微费了点儿力。在丧失一切之后，也许能得到点儿什么。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滋味。”
还有一个人，仍然是７４岁的老妇人，她说了这样一番话：“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就各处走走，人们都说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国东北，妹妹死在冲绳，大儿子战死在中国的华中，二儿子安葬在冲绳的健儿塔里供人们祭奠。现在，我享受着生活保护，给别人家跑外，或者看门，苦心打发着日子。听收音机的费用最让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到侄儿亡灵所在的冲绳健儿塔去祭奠一下，这可以说是我的一桩心事。”
这些在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孤老们，我想只有他们才称得上身处逆境也不自杀的人。还有老迈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没有自杀，那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坚强的意志；还有一位同是７４岁的老妇人，也没有自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并由此而获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
教琴的老妇人说：“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在那里我交了朋友。”她各处奔走，为了求得被原子弹爆炸损害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工作着。她这样说：“昭和３５年，广岛市皆实町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接纳了我，消除了我独居的寂寞。在协议会里，悲哀也好，欢乐也好，那毫无隔阂的交谈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募捐，这些暖人心肺的情谊，使我心头涌起坚持活下去的勇气。”说起“勇气”这个词，被原子弹爆炸伤害了的那些孤老们所使用的“勇气”，即使心灵创伤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死去的畸形儿的母亲所使用的“勇气”，都同样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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