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5)》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①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①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国文学》杂志第３５卷第８号。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①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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