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我也不能说是就已经了解了渡边一夫其人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接近了先生去世时的年龄。先生于一九〇一年出生，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如此说来，我只剩下两年时光。因此，在这两年间我要好好生活，期盼能够前行到读懂先生写下的所有东西的境地，当然也包括沉郁，还是沉郁的渡边一夫。
——渡边先生与大江先生之间有三十四岁的差距呀。在刚才列举的《空想听讲记》里，我发现三十五岁的大江先生面对年满七十的渡边先生写下了“昔日之烦恼，吾辈早已往，何处可见烦恼人？”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
啊，这就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那尊“虚构的城堡”①吧？“我从先生处获得的有形物品之一，是以雕塑用的石板制作而成的空想的城堡。在这座建筑物的背后，有一处开凿出来，被指示为‘脱逃口’的小洞口，每当我确实感到穷途末路之时，便会眺望那个‘脱逃口’”。
您在《空想听讲记》中曾如此表述……这是一个何等小巧的“脱逃口”呀！
先生过世前不久，也就是住院前几天，好像悄悄整理过自己那些日记般的笔记，其中有一册就是《战败日记》。二宫敬把渡边先生那些与拉伯雷研究有很深关联的书和笔记全都接了过去，从中发现了先生在战争中用法文书写的日记。我也曾上门拜访并得到夫人的允许，决定在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上予以发表，是二宫和先生的长子翻译的译文。此外，我也得到了先生的笔记，是法国的大战之前的装帧，非常漂亮。有张页码上记叙了先生年轻时写的、现在不便公开发表的私人性事务，在其后的那页纸面上，先生则用法语写着“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字样。在那里加上一个感叹词后，整部日记便结束了。
我在想，先生这是出于“你总是作为半途而废的人在生活着！”的想法，才把这笔记亲手交给我的吧。那时我已然年近四十了，可曾经那般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独特价值的学者，在四十岁刚出头、太平洋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先生出生于一九〇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时——曾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认为“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发现这一点后，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冲击。
刚开始写小说不久，我的小说就由法国的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想要把其中自认为翻译质量最好的书送给先生。在做如此打算的同时，自己还在围绕小说创作进行各种实验，试图把自己的小说推上比当时的水准高一个层次的位置。数十年来我就一直这么实验着，这倒也就罢了，问题在于我自己认为，终究没能在这种强迫观念之下写出自由的、稳定的优秀小说，好像至今仍没有一本可以面呈先生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作品”的小说……总之，现在我也到了健康状况下降、身体越发衰老的年龄了，希望取出那本日记，再度阅读那一段——自己是个半途而废“s’arrêteràmi-chemin”的人……
获得芥川奖的时候
——一九五八年，以《文学界》一月号发表的《饲育》为契机，您获得了当年上半年的第三十九届芥川奖。在这一年的三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了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六月，讲谈社出版了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拔去病芽，掐死坏种》；十月，新潮社出版了您的《在看之前便跳》。这是您在文坛上辉煌而正式的亮相。您在自编年谱（小学馆《群像日本的作家23大江健三郎》）里这样写道：“这一年里，由于突然而至的作家生活，我患上了深度的安眠药中毒症。”
我调查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因为作品中新鲜的感受性和崭新的文体而受到媒体高度赞赏的文艺批评以及诸如此类的好评，您被突然推到了媒体面前，认真接受采访的身着学生服的大江君的照片，现在还存在着很多。只要想一想约半个世纪前的那种状况，就可以想象出处于漩涡中心的您本人也遭了大罪吧。
回顾自己的人生，当时曾捱过好几个现在仍感到毛骨悚然的关口，真庆幸能够苦苦熬过那个时期并存活下来。这其中最为清晰的，是开始写小说之后的第四年至第五年之间。
去年夏天，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我把遭雨水淋湿后干结成硬块儿的法语书籍全都扔进壁炉里焚烧了。在那过程中，无意间发现登载着《奇妙的工作》的《东大新闻》，便历历在目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东大“五月祭”有奖征文活动中，经荒正人①先生评选，这篇小说被推举为获奖之作。在《东大新闻》发表不久，平野谦②先生随即在《每日新闻》的“文艺时评”栏目里给予褒奖，编辑也表示了关注，说是“今后就写小说吧”。从此，我很快就开始了小说家的生活。也就二十二三岁……不过，当时我可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愣头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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