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
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①、浅利庆太②、石原慎太郎③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深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爱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会见场所进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进，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性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物，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进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身处边缘之地进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现在，我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①”。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道，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流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刚才您说到了所谓“中心”，指的是政治权力吧？另外，由流亡者＝丧失故乡者的感觉这个问题，我所联想到的，是您从一九六一年秋天开始动笔，完成之际在文库版的解说文中回顾为“超越了最初的难关”的《叫喊声》这部长篇小说。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鲜少年在高中的楼顶上将女高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该作品之中。大冈升平后来也写了题为《事件》的小说。就整体而言，《叫喊声》是一部从政治、性、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进的郁暗的青春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部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个时期，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就已经在《叫喊声》中的十八岁少年吴鹰男身上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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