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样的。在我的一生之中，那是一段最好的时期，是进入由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以及作家和诗人们融汇而成的整体里去，并且经历了沸腾一般的邂逅相识的最好时期。作为那个时期的产物，我写出了《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如果在这个时期我能够抓住焦点，一部接着一部地创作出紧凑的作品，也许我会因此而成为更坚实的作家。不过，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格拉斯也好略萨也罢，全都在从事着创作犹如盛宴般大作的工作，于是我也就不甘寂寞了，这该说是血气方刚吧（笑）。
文坛是如何看待《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的？
——果然是“同时代的游戏”，狂欢一般的时代！在那样一种状态中，作为新潮社推出的新创作的纯文学特别作品，《同时代的游戏》怎样地承担了那个时代最为激进的部分啊。我还记得报纸上的大幅出版广告，这部作品竟至成为发行量超过十万部的畅销书。不过，说到有关这部作品的评价，长期以来您一直感到不满，这就是您创作这部作品之后，于一九八六年发表的《M/T与森林里的奇异故事》的原因吗？我认为，日本的纯文学这个文类的停滞，好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确实因为新潮社的“纯文学新作”系列而得到很大帮助。从《个人的体验》开始，我的所有作品都卖到十万部以上。然而，无论《洪水淹没我的灵魂》还是《同时代的游戏》，作为各自独立的作品，我却没能完成得更好。毋宁说，我做了多次修改，是以紧凑的形式发表的。这些作品，是越过一个最高点后踏上漫长下坡路的开始，我的长篇小说的读者出现减少现象，其责任全都在我。
二十三岁时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卖了七万部，不久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拔去病芽，掐死坏种》则为二万五千部。尽管如此，也还勉强进入了畅销书行列。再往后，每出版一本书，其发行量都会连续攀升，《万延元年的Football》发行了大约十五万部。
——我觉得，那也是您比其他作家早二十年以上接连获得文学奖，在国内文坛获得绝对好评的时期。《万延元年的Football》获得第三届谷崎润一郎①文学奖是在一九六七年，您三十二岁的时候，该奖项这个最小年龄的获奖纪录至今还没被打破。获得野间文艺奖时您三十八岁。当年的野间奖如同英国的布克奖一般，好像是以严格的姿态入选本年度排名第一的文学作品。
这里有一本小册子，是财团法人野间奉公会决定由《洪水淹没我的灵魂》获奖的。1973年第二十六届野间文艺奖要项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承蒙前辈记者谦让给我的，其评选委员有石坂洋次郎②、井上靖③、大冈升平、河上彻太郎④、川口松太郎⑤、中岛健藏⑥、中村光夫⑦、丹羽文雄⑧、平野谦、舟桥圣一⑨、安冈章太郎。纯文学色彩倒是出乎意外的淡薄。在“获奖寄语”中，大江先生您认为“‘纯文学’这个词汇，是我国独特的东西，而且具有独自的传统以及面向未来开放的意味”。在谈到一百万日元的奖金时，您表示要把这笔钱“分成两份，分别赠给山口县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者福利会馆‘yuda苑’和杂志《冲绳体验》。尤其是后者，其经理就是我本人”。关于这次获奖，您回想起什么来了吗？对于大江先生您来说，所谓文学奖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在作为学生而学习法语基本知识的同时，我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获取写作小说的时间，就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并接连写起了小说，将自己的全部意识都集中在当时正写着的小说与书写那些小说的自己之间的关系上。幸运的是，由于与我年龄相仿或稍微年长的那些人仔细读了这些作品，因此我在文坛也就是前辈作家的圈子里得到了好评。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么两个阶段。
对于我那时倾注热情阅读的中野重治、石川淳①这些作家，并没有“文坛的”那种感觉，吸引了我极大关注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们，在我来说，也是大学老师般感觉的伙伴，而不像是文坛的伙伴。然而，一如刚才所说的、具有那种特征的日本文学，现在却已经是威风凛凛了。
——至于野间文艺奖，安冈曾于1960年以《海边的光景》获奖。在那之后，直至大江先生您获奖之前，陆续有以下作品获奖：井伏鳟二②的《黑雨》、中野重治的《甲乙丙丁》、吉田健一③的《欧洲的世纪末》、江藤淳的《漱石与那个时代》等。被称为“第三新人”的安冈章太郎也是以四十岁的年轻年龄获奖的。最近，你们还有交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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