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没有主见罢，可它叫我做的饭成功了，倒也不错嘛！”妻子反驳道。“不合传统又怎么样！”
“当然成功了！就算按感情打分儿，比起妈妈做的粽子来，你做的可要好吃多啦！”
“真的，真的！”住持也附和着我的夸奖。不过，妻子还是那样满腹疑团，瞥了我们一眼，毫不示弱。
住持困惑不解地把那张教科书似的善良的小圆脸皱成了一团，朝着我说道：“我倒是饱餐了一顿，其实我是来送这个的。你大哥有个笔记本，S先生死以前放在我这儿的，这会儿找出来了。”
“咱们到仓房二楼去说会儿话吧。我又不练足球，一个人闷得很哪！”我不光想给住持打气，也想引他与我聊聊天。
“你不是对万延元年的暴动很有兴趣么？”
“我倒了解过暴动的情况，还做了笔记呢。对暴动来说，阿蜜的祖上当然最重要了，可本寺的祖上，虽说没什么血缘关系，但作用也不能低估，可以说仅次于你的祖先啊！”年轻的住持从窘境里解脱出来，欣喜中夹杂着明显的热情。
妻子对住持自我意识中这种微妙的反应理都不理，忙不迭地指挥阿仁的儿子们给他们的母亲送些粽子，再到小学操场上叫星男开上雪铁龙来拉粽子。我和住持正打算离开上房，这时，妻子还在不依不饶地说呢：
“下午我也去看练习足球，阿蜜。听听他们对加了大蒜的粽子怎么说。”
十分客气的住持和我往仓房走去。满嘴喷着大蒜味，活像幻想影片中怪兽喷出的火焰。住持带的大哥的笔记本，是订成的小本子，包着紫色的封皮。对我来说，大哥与我们固然是亲人，然而却相当疏远，仿佛他总是住在城里的宿舍或是东京的公寓，假期也难得回家看看。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只有这样一桩：他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便战死了，山脚的大人们每每引以为鉴，觉得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简直是白白花钱。我接过笔记本，将它放在友人留下的那本企鹅版著作上面。我能感到，我没有当着他的面读这本笔记会令住持很失望，但是实际上，对大哥留下的文字我并没有很深的好奇，倒是有一种模糊却很缠人的不祥预感，让我的心变得冷冰冰的。于是，我决定不去理会这本笔记，径直地向住持问道：
“听我母亲说，曾祖父曾从仓房二楼窗户往外开枪，阻止暴徒靠近。这窗户看上去造得真像射击孔，仿佛这说法倒是真的，可我却总觉得可疑。为什么呢？据说那条步枪是曾祖父在高知旅游时带回来的。就好像万延元年那会儿，爱媛的农民都是用步枪武装的一样！”
“你曾祖父也算这一带的大户了，说他是农民怕是不对，所以有条步枪嘛，也没什么不自然。可是，这条枪八成不是你曾祖父自己从高知带回来的。倒应该是暴动之前从高知潜入山脚的人提供的武器吧。”住持道。“我的父亲解释过，从高知来的那个人就住在寺里，他通过当时的住持说服你曾祖父还有他弟弟，引发了暴动。这个潜入的人，不能断定他肯定是个土佐藩武士，可是至少，他是林子那边来的人。他通过住持和你曾祖父还有他弟弟见过面。他大概是扮成行脚僧从树林那边过来的。当时的情形完全是动荡不安，大家觉得暴动能动摇本地的政权，只要对此有利，那时就允许树林那边的势力派来的工作者来进行活动。不光山脚，整个藩内都是如此啊。住持和你曾祖父都认为如果不举行暴动，山脚的农民就得不到拯救，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那时住持保持中立，而大户们都倾向于当局；不过，要是农民被完全消灭了，他们肯定也是在劫难逃。因此，他们苦心孤诣的问题核心，就成了何时发动暴动、以及发动多大规模的暴动这两个方面。看起来最为明智的发展该是这样：在事情恶化、大户受到集中攻击之前，便让他们把暴动积聚的暴力能量渲泄出来，将山脚的暴力减小到最低限度，残部则转移到城里。为发起暴动，需要一批领导人，然而不管暴动如何成功，这些领导人都一定会被捕被杀。既然命中注定要牺牲，那么怎么选领导人就又是个问题。暴动中间，他们不光要领导山脚，还要掌握从这边到城里所有农民的领导权，于是，大家就都盯住了你曾祖父的弟弟训练的那批青年。他们中虽有几个继承土地的长子①，但多半是农家的次子、三子，他们得不着土地，是一群没有目标的多余的人。这些多余的青年就是牺牲了，对山脚也不会造成什么打击，而且反倒省去了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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