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言就是这样。
长峰一阵茫然。他盯着电话看，无法动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打这通电话来的——
他试着査了电话里的来电纪录。这通电话好像是用公共电话打来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难道是恶作剧电话吗？但是打电话来的人重复说了两次，这不是恶作剧。当然不能因为这样就盲信，不过难道要刻意放弃这条线索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恶作剧电话不可能打到这里来。因为不管是传单或直立广告牌上，都没有写长峰家的电话号码。
对了，他为什么会打到这里来呢？他为什么会知道长峰家的电话号码呢——
长峰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绘摩带着手机，但是却下落不明，而那支手机里有这个家的电话号码。
应该不太可能是凶手自己打来的。然而，会不会是凶手身边的人査过绘摩的手机纪录，才打到这里来的呢？
长峰觉得他的袜子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于是看了一下自己的脚。是一攞圆形水迹。仔细一瞧，原来是从他右边腋下滴落地上的汗水。
他拿起便条纸和原子笔，然后重新播放一次留言。
以很快的速度记下菅野快儿和伴崎敦也的姓名及住址之后，他拿着便条纸回到沙发那里，另一只手握着电话机。
应该要打通电话给警方吧，他心想，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恶作剧，但是还是必须先通报一下。他们大概会立刻去这个住址，确认是否真的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存在；如果有的话，他们应该会接着调查其是否和这个案子有关吧。对他们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不是恶作剧的话，那么案情就会急转，也就可以破案了。凶手应该会被逮捕吧？告密者的真正身分也一定会揭晓。这正是这个案子发生以来，长蜂日夜企盼的结果。他的脑袋里只有这件事。
应该通知警方。
长峰掏了掏脱下来的外套的内侧口袋。里面放着皮夹，皮夹里有一张名片，那是久冢警部的名片。“如果有任何事请打电话给我。”久冢在这么告诉他之后，将调查总部的电话号码用原子笔写在自己的名片上面。
他照着那个号码按着电话机的数字键，接着只要再按下通话键就可以了。
但是他就是无法按下那个键。他将电话机放在桌上，叹了口气。
电视正在转播足球赛。长峰茫然地看着，目前解说员正在针对一名球员的表现发牢騒——希望他能放开一点踢球，因为他还很年轻，所以教练会忽略他的一些小失误——就是说些这类的话。
长峰拿起遥控器，将电视关掉。
几天前他从新闻得知了一些事情。有人目击到可疑的车辆，好像是旧型轿车的样子，不过听说上面却坐了两、三名年轻人。
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掳走绘摩的凶手。可是如果真的是的话，会怎么样呢？要是那些家伙未成年怎么办？喝了酒？服用了兴奋剂？如果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正常的话呢？
过去发生的几件不合理的案子在长峰脑海中苏醒。凶手并非每次都会被判死刑，不光如此，没有被判死刑的案例反而比较多。如果凶手未成年，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公布，更不可能判什么死刑了。
少年事件处理法并不是为被害人而订立，也不是用来防止犯罪，而是以少年犯罪为前提，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的。从这些法条中无法看见被害人的悲伤与不甘，只有无视现状的虚幻道德观而已。
再说，长蜂对于案子发生以来警察们的处理也有不满。
完全没有人告诉他目前案子处理到什么程度。就拿有人目击到可疑的车辆这件事来说好了，要是长峰没看新闻的话，他根本不会知道。而且关于这一点，警方也没告诉他究竟掌握了多少新物证。
这通密告电话是应该通知警察，而警察也会有所行动。但是警察恐怕不会告知长峰他们会怎么行动吧。就算抓到了凶手，警察八成也不会告诉他详细的经过。长峰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见上凶手一面。接着，凶手会在长峰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送法庭审理，然后法庭会塞给被害人家属一个难以理解的理由，轻判凶手。
长峰站起来，拿起放在电视柜上的道路地图手册之后回到沙发上，试着寻找刚才记下来的那个地址。
找到了——
密告者所说的地址不是虚构的，连巷弄门牌号码都真的存在。当然，这不表示那里就有密告者所说的公寓，以及住着一个叫做伴崎敦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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