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当然，不论何时，和哪个作家配合都是这样。”
“那时，您和日高先生谈了些什么？”
“首先是内容、书名、情节啦，再来则是讨论人物的性格等等。”
“是你们两个一起想的吗？”
“不，基本上日高先生都已经想好了。那是一定的，因为他是作家嘛。我们只是听取作家的故事，陈述自己的意见而已。”
“例如将主角设定为烟火师傅，这也是日高先生自己的创见吗？”
“当然。”
“那你听了以后作何感想？”
“感想，什么意思？”
“你没想说那确实是日高先生才有的创意吗？”
“我没特意想到这个。不过，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写烟火师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因为三村先生您的建议才修改的呢？”
“那部分占的并不多。我们看过完成的稿子，发现哪里有问题才提出来，至于要怎样修改则是作家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日高先生拿别人的作品，用自己的语汇、自己的表现手法将它改写，然后让你来读，你会分辨的出那是别人的作品吗？”
三村想了一下后回答：“老实说，我分辨不出。因为要判断是不是某位作家的作品，藉助的就是词汇的运用以及表现的手法。”然而，他不忘补充说道，“可是，刑警先生，《死火》肯定是日高本人的作品。在他写作期间，我曾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非常苦恼，至今依然还有破解不了的难题。如果是以他人的小说为草稿的话，应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对于这个，我不敢再说什么，只道了谢就起身了。不过，在我脑里却出现相反的论调。
我心想，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苦却还好办。
我的影子作家假说并未受到动摇。
犯罪的潜在因素往往是女人，这句话耳熟能详。不过，针对这起案件，警方却不怎么深入调查野野口修的男女交往情形。不知为什么，侦查小组之间似乎产生一种共识，认为野野口修和这种事扯不上边。或许是野野口本人的形象，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丑，但却很难想像跟他在一起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我们看走眼了。即使是他，似乎也有交往密切的女性。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处调查的搜查人员，发现了这条线索。
他们找出了三件证据，其中之一是一条围裙。格子花纹，很明显是依女性喜好所设计的，它放在野野口修的橱柜抽屉里，看得出是洗过、烫好后才收起来的。
偶尔到这屋里来的那名女士，在帮他整理家务时所使用的？警方如此猜测。
第二件是一条金项链，连着礼盒用包装纸包着，是世界闻名的珠宝品牌，令人一看就觉得像是要送给谁的礼物。
第三件是旅游申请表，它被折得小小的，和包装好的项链一起放进珠宝箱里。申请书是某旅行社的固定表格，其上的内容显示野野口修曾经计划前往冲绳旅游。申请的日期是七年前的五月十日，预计出发日是七月三十日，可见当时打算利用暑假去玩。
问题出现在参加者栏位所填的姓名。和野野口修并列的名字是野野口初子，年龄二十九岁。
我们马上针对这名女性展开全面调查，结论是这名女性并不存在。正确说来，在野野口修的亲戚或家人里，根本没有这号人物。合理的推测是，他和某名女子假扮夫妇，打算相偕去旅行。
由这三样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七年前，野野口修有一名可以称之为恋人的对象。姑且不论现在他和这名对象的关系怎样，就他本身而言，他应该还对这名女子念念不忘。要不然，他不会郑重地把两人的纪念品收藏起来。
我向上司报备将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我不确定她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不过说起七年前，正好是日高邦彦发表《死火》的前一年，当时野野口修是怎样的景况，应该见过这名女子就能知道吧。
首先，我试着去问野野口本人。面对撑坐在病床上的他，我说了发现围裙、项链还有旅游申请表的事。
“我想问你，那件围裙是谁的？那条项链你打算送谁？还有，你计划和谁去冲绳旅行？”
面对这个话题，野野口修一改常态，表现出拒绝讨论的态度，他明显地惊慌失措。
“这些事和这次的案件有何关联？没错，我是个杀人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难道连不相干的个人隐私都必须公诸于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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