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头遥望远天上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它看似一个月亮。那上面有人吗？长着两条脆弱的腿有着温暖双唇的人？他想不下去了。
那些日子，秋天的日子……行人们手捧菊花，黄色的和维紫色的；树叶燃烧的焦糊味在空中弥漫；伤兵们身着翠蓝的病号服，系着红色围脖像鹦鹉一样坐在一起，脸色苍白，与众不同。木星在汉普斯塔德空旷的荒谷夜空上闪烁。战争的新闻频传，恐怖在逼近、逼近，物价在飞涨，群情波动，人们快让齐柏林飞艇的空袭逼疯了。大家总在唱着同一首歌：
“让家乡的战火燃烧吧，
心中依然充满着渴望。”
一九一五年，旧世界完结了。一九一五与一九一六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旧伦敦的精神崩溃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世界中心的这座城市算是垮了，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激情、欲望、希望、忧虑与恐怖的漩涡。伦敦的诚挚丧失了，卑劣开始堂而皇之登台，尤以那个出版界和公众声音传媒的卑劣统治最为难以言表，它就是《约翰牛》杂志。
任何一个真正经历了这一切的人都无法再绝对相信民主。任何一个人，大凡听过所有普通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万众一声地重复“我相信《约翰牛》，给我《约翰牛》”，都不会相信，在危机中，这样的国民能够自治，适合自治。大战的关键时刻，这个国家的人民选择了博顿利主义，这选择真够低劣的。
教养甚好、识文断字的阶级总的来说是些消极抵抗者。他们逃避责任。责任由那些懂得如何鏖战以保军旗不倒、守住权威的人来负。放任自流同被其姑息养奸的卑劣杂种一样有罪。
那是一九一五年隆冬时分，索默斯和哈丽叶去了康沃尔。战争的幽灵——崩溃和人的卑劣尚未触及到那一带，不过正汹涌而至。
我们听说了太多前线的英勇无畏和恐怖消息。一切荣誉都归功于那些英勇的人们。可恰恰是在后方，这世界误入歧途了。我们几乎听不到后方骄傲的人类精神在崩溃，听不到龌龊污浊暴戾恣难的卑鄙行径如何横行无阻。“豺狼咬人，其毒人血，导致坏疽。”后方可谓豺狼遍地，中年的、公的母的，货色齐全。他们谁都咬，从而让人们血液中毒，导致坏疽。
我们决不能轻视豺狼，更不能拍拍他们的头以示友好。须知，他们从来都是食我们的死尸过活的。
在遥远的西部，理查德和哈丽叶独自住在荒蛮的大西洋岸边的村舍里。他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什么宣传也不做。但他仇恨这场战争并对邻里的几个康沃尔人讲了自己的观点。他嘲笑报上的露骨谎言，话讲得很是刻毒。因为他卓尔不群，竟被当成了间谍。
“我不是间谍，”他说，“我把间谍让给心地肮脏的人去当了。我就是我自己，我不会随大流扯谎。”
就这样，警察开始一次次造访。那是个身着蓝警服、头戴钢盔的大块头。
“打扰了，先生，我得问几个问题。”
这位警察小队长是受军队指派而来的，不过总是体体面面、温文尔雅。
索默斯和哈丽叶此时生活在一片嫌疑气氛中，他们是可疑分子。
“让他们怀疑去吧，”他说，“我不招惹他们，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他还相信一个英国人能享有宪法赋予的自由呢。
“你知道吗，”哈丽叶说，“你确实对这些康沃尔人说过什么。”
“我只是在他们对我讲报纸上的谎言时，说过那是谎言。”
可是，这两口子开始招人恨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人们对他们恨到了什么分上。
“你们得加小心了，”’一位康沃尔朋友提醒道，“我听说海边巡逻队的人奉命对你们严加监视呢。”
“让他们监视去，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可是，不久他就知道了，那些监视的人就趴在石墙后偷听他和哈丽叶的谈话。
随之，他被传唤了去，地点是彭赞斯。他们坐上车后还以为去去就回呢，未曾想当天下午就被命令继续赶往博德明，同车的有十六七个人，农民工人都有，哈丽叶只能独自一人坐车穿过沼地回他们那间孤零零的村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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