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国王有点动摇了，问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特雷维尔先生没有讲到的是，”红衣主教非常冷静地说，“这位清白无辜的火枪手，这个高尚文雅的人，在一个钟头之前用剑刺伤了四个预审干事；这四个干事是我派去调查一个极重要的案子的。”
“我看阁下未必能够证实这种说法，”特雷维尔以十足的加斯科尼人的直率和十足的军人的粗鲁说道，“因为，我要对陛下说句心里话，阿托斯先生是一个品质很高尚的人。一个钟头之前，他在我家吃晚饭，饭后又在我家客厅里聊天，在场的有拉特雷穆耶公爵和夏吕伯爵等人。”
国王看一眼红衣主教。
“有一份笔录可以作证，”红衣主教大声回答国王无言的询问，“那几个受到攻击的人都写了旁证材料，在此我荣幸地恭呈圣上过目。”
“法官的笔录难道抵得上军人的保证吗？”特雷维尔自豪地反驳道。
“好啦，好啦，特雷维尔，您不用说了。”国王说道。
“假如主教阁下对我的一名火枪手有什么怀疑，”特雷维尔说道，“而红衣主教秉公办事是相当有名的，因此我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进行调查。”
“在进行过现场调查的那座房子里，”红衣主教不动声色地说道，“我想住着一个贝亚恩人，即这位火枪手的朋友。”
“阁下是指达达尼昂先生吗？”
“特雷维尔先生，我讲的是一个受您保护的年轻人。”
“对，阁下，正是受我保护的。”
“您难道不怀疑正是这个青年唆使……”
“唆使阿托斯先生？唆使一个年龄比他大一倍的人？”特雷维尔打断红衣主教的话，“不可能，大人。再说，那天晚上达达尼昂先生是在我家里度过的。”
“啊，这，”红衣主教说道，“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是在你家里度过的？”
“阁下不相信我的话？”特雷维尔反问道，气得满脸通红。
“上帝保佑，哪能不相信呢！”红衣主教答道，“不过，他几点钟在您那里？”
“噢！这个吗，我可以明确告诉阁下，因为他进来时，我本来以为已经很晚了，但注意到挂钟才九点半。”
“那么，他几点钟离开您的公馆的？”
“十点半钟，即事件发生之后一个钟头。”
“不管怎么说，”红衣主教从没怀疑过特雷维尔的正直，感到胜利正在化为泡影，便说道，“不管怎么说，阿托斯是在掘墓人街那座房子里被抓住的。”
“难道一位朋友去看望一位朋友是被禁止的吗？难道我队里一个火枪手与埃萨尔队里一个禁军过往是被禁止的吗？”
“是被禁止的，当他与这位朋友过往的那座房子可疑的时候。”
“因为那座房子可疑，特雷维尔，”国王说道，“这一点您也许还不知道吧？”
“我的确不知道，陛下。不管怎样，那座房子可能处处可疑，但我不认为达达尼昂居住的那一部分也可疑，因为我可以向您肯定，陛下，如果达达尼昂说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就找不到一个比他更效忠于陛下，更崇敬红衣主教的人了。”
“是不是就是在加尔默罗－赤足修道院附近那次不幸的遭遇中，刺伤了朱萨克的那个达达尼昂？”国王问道，同时瞟红衣主教一眼，发现他气得满脸通红。
“第二天又刺伤了贝纳如。对，陛下，对，正是这样。陛下记性真好。”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决呢？”国王问道。
“这就要看陛下的了，不是我作得了主的。”红衣主教说道，“不过，我肯定他有罪。”
“我否认。”特雷维尔说道，“不过陛下不是有法官吗？由陛下的法官去决定好了。”
“对，”国王说道，“把案子交给法官们吧，审判是他们的事，他们会作出判决的。”
“不过，”特雷维尔又说道，“说起来叫人痛心，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时代，一个人即使一生纯洁无瑕，品德无懈可击，也免不了遭到诽谤和迫害。因此我可以肯定，军队眼见自己由于警方惹出的是非而受到严厉的对待，是不会怎么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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