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说的！”戈珍说，“杰拉德有事出去了。厄秀拉，你们累坏了吧？”
“没有，不太累。不过我这样子看上去有点难看，是吗？”
“不，才不呢。你看上去精神很好。我太喜欢这顶皮帽子了！”她打量着厄秀拉，她身穿一件镶有厚实的棕毛领子的大衣，头戴一顶柔软的棕色皮帽。
“你呢？”厄秀拉大叫，“你知道你是一副什么样子？”
戈珍又做出漠然的神态。
“你喜欢吗？”
“这样太好了！”厄秀拉不无调侃地说。
“上去呢，还是下去？”伯金问。这姐妹二人挽着手臂站在通往第一层楼梯平台的阶梯上，挡了别人的路不算，还给下面大厅里的人们提供了取笑的机会，从搬运工到身着黑衣的胖犹太人都看着她们笑。
两个女子缓缓地向上走着，伯金和侍从跟在她们身后。
“是二楼吗？”戈珍回头问。
“三楼，太太，上电梯！”侍从说完先进了电梯。可她们并不理他，仍旧聊着天往三楼走。那侍从很懊恼地又跟了上来。
这两姐妹相见竟是那么欢快，真让人不可思议，倒象是在流放中相遇，两股孤独的力量联合起来与整个世界作对。伯金将信将疑地从旁观察着她们两人。
等他们洗完澡换好衣服后，杰拉德来了。他看上去容光焕发，象雾霭中升起的红日。
“去和杰拉德吸烟吧，”厄秀拉对伯金说，“戈珍和我要聊聊。”
然后姐妹二人就坐在戈珍的卧室中谈论起衣服和各自的经历来。戈珍对厄秀拉讲起酒馆里人们念伯金的信那当子事。
厄秀拉听后吓了一大跳。
“信在哪儿？”她问。
“我收着呢。”戈珍说。
“给我吧，行吗？”她说。
可戈珍却沉默了半天才说话。
“你真想要这封信吗，厄秀拉？”她问。
“我想看看。”厄秀拉说。
“当然行。”戈珍说。
甚至到现在，她都无法承认她想保留这信，作个纪念或当作一种象征。可厄秀拉懂她的心思，为此感到不快，所以就不再提这事儿了。
“在巴黎你们干什么来着？”厄秀拉问。
“哦，”戈珍简单地说，“没什么。一天晚上我们在芬妮-巴斯的画室里开了一个极行的晚会。”
“是吗？你和杰拉德都去了？还有谁，告诉我。”
“哦，”戈珍说，“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芬妮发狂地爱着那个叫比利-麦克法兰的画家。有那人，芬妮就什么都不放过，尽情地玩儿。那晚会真是太好了！当然，人人都喝醉了——可我们醉得有意义，跟伦敦那帮混蛋们可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些人是有身份的，所以情况就不一样。有个挺好的罗马尼亚朋友。他喝得酩酊大醉，爬到画室的高梯子上发表了顶顶绝妙的演说——真的，厄秀拉，太精彩了！他一开始讲的是法文——生活，就是被禁锢的灵魂——他声音可好听了，他长得真漂亮。可话没说完他就讲起了罗马尼亚语，在场的没一个人听得懂。不过唐纳德-吉尔克里斯特却听得发狂了。他把酒杯往地上一摔，宣布说，天啊，他为自己生在这个世界上高兴，上帝作证，活着是一大奇迹。知道吗，厄秀拉，就这些——”戈珍干笑着。
“那杰拉德感觉如何呢？”厄秀拉问。
“杰拉德，老天爷，他就象阳光下的蒲公英！他一激动起来就疯了似地折腾。没一个人的腰他不去搂的。真的，厄秀拉，他象丰收时那样收割每个女人。没一个女人拒绝他。这可真奇怪！你能明白吗？”
厄秀拉思忖了片刻，眼睛一亮。
“能，”她说，“我可以理解。他是个极端派。”
“极端派！我也是这么想的！”戈珍叫道，“可说真的，厄秀拉，屋里的每个女人都欣然为他折腰。詹提克利尔当时没在，甚至芬妮-巴斯也迷上了他，别看她正儿八经地和比利-麦克法兰恋爱着！我一生中从没有这么惊奇过！打那以后，我感到我成了满屋子女人的象征。对他来说我不再是我自己，我成了维多利亚女王。我立时成了所有女人的象征。这真让人吃惊！天啊，我抓住的是一个苏丹王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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