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隐情，完全是个人因素。《占星惹祸》刊行时，我正忙于日本冒险小说协会及日本冒险作家俱乐部的营运和设立，几乎没时间阅读别的小说。(嗯……结果还是像在找借口。)这件事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现在回想起来，老实说，我还是认为对于活在同时代的作家，应该尽量按照刊行顺序阅读。至少对我来说，由于先读了吉敷系列，我几乎认真的以为，岛田庄司这个作家(当然关于他的评价我己四处听了不少)，以一个撰写旅游推理小说的人来说，算是本格倾向相当强烈，而且喜欢设计大规模而戏剧化的诡局。
然而，这种想法在我接触到御手洗洁系列后，就大幅改变了。尤其是阅读本书《斜屋犯罪(94)》时，这种感想更加强烈。
至于理由，如果从结论来说的话，当我拿到本书，看到开头引用的波特莱尔【注】的《忧郁》，我才首度“理解”到这个作家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推理小说形态。当然，还有在第二幕开头引用波特莱尔的《面具》，第三幕引用的爱伦·坡【注】。
在获得这么多的路标(判断材料)后，对于作者的目标何在，该用什么方式去捕捉作者的理想，至少可以有一个大略的认识。
这是因为波特莱尔正是将爱伦·坡的魅力介绍到欧洲，把爱伦·坡的精神融会贯通，而有所成的不二人物。
保尔·瓦雷里(PaulYalery)是一位师事马拉美(StephaneMallarme)，同时却又倾倒于爱伦·坡的伟大诗人。他曾说：“如果波特莱尔没有从爱伦·坡的著作中，幸运的发现新的知性世界，他恐怕也只不过是高提耶(TheophilGauiter)的好对手，或是高蹈派【注】的一名大将吧。”(引自《恶之华》中“波特莱尔的地位”)。
瓦雷里曾形容爱伦·坡是明晰之魔、分析天才、将逻辑与想象、神秘性与精密估算以崭新引人的方式相结合的发明者、不凡的心理学家，善于利用各种艺术资源的文学技师……他把爱伦·坡和波特莱尔的关系用“两种精神的神奇接触”来形容，视为文学史上最富冲击性的大事。
【注】波特莱尔：CharlesBaudelaire，法国诗人，象征派先驱，艺术至上主义和颓废主义的代表。
【注】爱伦·坡：EdgarAllanPoe，美国诗人、小说家，受英国浪漫派影响，善写短篇侦探小说及富于音乐性之诗篇。
【注】高蹈派：十九世纪后半法国的一个诗派。
同样描述过波特莱尔与爱伦·坡关系的，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号称艺术评论之神的瓦尔特·班杰明(WalterBenjamin)。他曾将波特莱尔诗作中的《恶之华》，评为“以分散的形式，囊括了侦探小说诸多决定性要素中的三项。”。
“牺牲者与犯罪现场(《殉教之女》)、杀人(《杀人之酒》)，还有大众(《昨夜微光》)。他所欠缺的是第四个要素：能用知性从激情的气氛中脱身。波特莱尔之所以没有写侦探小说，就是因为依他的个性，要和侦探溶为一体，完成这个要素，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引自“波特莱尔处身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
的确，爱伦·坡小说中的主角不是犯罪者而是侦探。然而，波特莱尔的一生，却都着力于描述脱离不了社会角落及大都市黑暗地带的无赖汉，籍此表现自己的感情。
然而，结果那也是受到爱伦·坡在《群集的人》中所描述的徘徊伦敦街头的故事陈述者(这也算是一种侦探吧)的影响，此点在现代己成定论。那就是在爱伦·坡书中出现的大都市的孤独群众，以及其中一种“特别”形态的人——游民。爱伦·坡将之化为侦探，波特莱尔却将之视为无赖汉。在人人都可能是阴谋家的恐怖时代(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正是如此)，任何人都可能扮演侦探的角色。然而波特莱尔却自诩为“观察者”，说他自己是“潜身漫游各处的帝王”。班杰明敏锐的指出，“侦探小说所隐藏的根本社会内涵，就是个人痕迹从大都市的群体中消失。”但即使同是“群体中的人”，爱伦·坡将之视为侦探，波特莱尔却将游民视为犯罪者，两着在此产生决定性的差异。
那么岛田庄司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比方说《火刑都市》中，关于烧死的男人——群众中的一名劳工，他仅以“土屋的孤独逐渐开始呈现病态”来描述，至于追踪犯人的刑警中村，则以“中村一个人站在这些群众外”来强调。而当他写到犯人时，他们多半是平凡普通的社会成员，虽然在群众中也会感到孤独，但犯罪的动机却是远此这更强烈的执念。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模式和人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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