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泰永是想去亲戚家，走在夜路时，碰到载着日本籍警察和韩国籍翻译员的卡车，马上被痛殴一顿后丢上卡车。他挨揍的地点是庆尚北道的大邱市，旋即被带至大邱市警局，在警局中庭过了一夜后，母亲和弟弟泰明不知自哪里得到消息，带着换洗衣物赶来探望，警察向其家人说明，他们这些被抓的人要至日本服劳役，契约期间两年，不过可领取高酬劳，能有二千圆的积蓄。到了出发之际，泰明拗哭不舍，终于跟哥哥一起同行。
“接下来辗转搭乘火车和船来到下关，然后人和马匹同样被关在货运列车内，被送至北海道。列车上，甚至到了北海道之后，他们遭受严密监视，完全无法逃走。就这样，他们被送往库页岛，在库页岛的留多加郡幌内保建造军用机场。仅仅这个地方就行两千几百位韩国人做工，尽管很多人不会讲日本话，却严禁讲韩语，完全听日本话的编号行动，一旦叫到编号而未马上答应，号称教官的日本人立刻一拳挥过来，有时还以十字镐柄重殴腰臀。
“开始做工后，情形与在列车上或朝鲜半岛所听到的截然不同，本来是说每天能吃五合(棒槌学堂注：约O.9公升)的饭，但，实际数量要少得多，而且一半以上是大豆，还掺入米糠，而且一天采两班轮流制，每大工作十二小时，就算向教官报告发烧或肚子疼，反而被怒斥为装病而挨揍。
“揍人的工具是十字镐柄或木剑、皮带，甚至烧红的火钳子，日本人藉此刑罚取乐。而且，本来讲好日薪五圆，但是一个月后接获通知，薪水是两圆五十钱，有人表示抗议时，立刻被狠殴一顿，表示必须扣掉前来这儿的旅费。这两圆五十钱又扣掉八十钱的伙食费，以及质科差劲的手套、护腕等的费用，几乎所剩无几。
“泰永的身材比别人瘦小，这种劳动对他是严重负担，弟弟泰明就是担心这点才跟来。泰明身材高大，又正值十几岁的体力充沛年龄，经常拚命的帮忙哥哥。
“这年十月，机场完工了，大伙儿本来以为可以回国，却又被送至更北方的川上煤矿，这儿的生活状况更糟糕，宛如往在集中营一般，很多人费尽心机的逃走，虽然也有较幸运者抵达北海道，不过大部分都被抓回，饱受毒打之后，以身体虚弱已经无用为理由和死者一起被掩埋。其他还有很多，反正，是极端悲惨……吕泰明因没食物可吃，捡日本人丢弃的剩饭食用，结果吃坏肚子，又挨了一顿狠殴，差点死掉。不过，在这种时候，兄弟俩能在一起相互援助，已经算是幸运了。
“不久，昭和二十年日本败战了。但，韩国人未获告知，等日本人在一夜之间撤退回内地，他们才知道，可是已经连薪水都拿不到了。吕氏兄弟的同伴之中，有十几个人被日本人监禁在拘留所，因为怕被报复，全都遭日本人枪决，而且为了掩减证据，一把火烧掉拘留所。
“由于时局危险，吕泰永设法弄到一把左轮手枪随身携带，以便危险之际用来护身。在川上煤矿约两千名同伴都一心一意地想离开这处活地狱，可是吕氏兄弟却与病弱者、老人混在一起，一方面是他们身上没钱，另一方面则是判断，如果未留在应置身之地，很可能无法掌握撤离的时机。
“但，有撤离机会的只有日本人！苏联军来了，吕氏兄弟拿到临时颁发的身分证件后，被要求在此地建造韩国人的学校，同时于村落和町镇入口设栅栏，如果没有通行证，根本无法离村外一步。
“两人知道这样下去永远回不了祖国，就设法逃出川上町。想混在撤退的运货列车上的日本人之间，可是却遭日本人密告，被苏联警察逮捕，处以两年的强制劳役，似乎在日本人撤离后，苏联方面也因劳力不足而苦恼……
“两人之后所受之苦已经不想多讲了，反正，他们在听说西能登吕岬有日本渔民以每人三百圆或一袋白米的代价偷偷载送逃难者前往稚内，于是费尽千辛万苦地逃抵这处海岬，凭慌乱时期拾获的贵重金属搭上渔船，于昭和二十二年夏天抵达稚内海岸。
“出于身无分文，只能靠野草及向附近民家乞讨的食物果腹，步行南下至丰富，等在丰富得知吴下马戏团正在招募团员自给自足的生活，就赶到我们的帐篷。”
八坂的叙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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