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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