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坚如在兴中会里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但在他之前尚有唐才常的殉难。唐才常虽非兴中会会员，但以为共和殉难而言，身为谭嗣同好友的他也应该被列入才是。
另外，虽非中国人，山田良政也可称为“为中国共和殉难的外国人”，是一名令人难忘的健将。
在革命成功并建立共和国的两年后（一九一三），孙文来到日本视察铁路。当时他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碑，地点就在东京谷中的全生庵。“山田良政君碑”的墓碑铭共三行五十一字，其后并刻有署名：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孙文谨撰并书
“撰”是写文章之意，“并书”是指这篇文章非请他人挥毫而是亲自执笔书写之意。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一九○○）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其志不朽矣。
有人评孙文之墨宝中以此为最佳。
另外，“庚子又八月”是指在旧历中庚子之年恰值闰八月，又八月是第二个八月之意。以革命成功的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之后便改用新历，但此事件的日期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故仍以旧历记载。
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从台湾返抵横滨的孙文住进了尤列在横滨的租屋处。
尤列在香港被称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个生龙活虎的名人。当然，与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孙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义时，他协助郑士良与长江的会党进行联络。当时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布了逮获尤列并已在武昌处决的消息。此事是以湖广总督之名发布的。
“哦，那他岂不是成了无法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怜！……”
有友人如此揶揄他。
尤列的身边围绕着许多年轻学生。
前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终于开始增多。一九○○年时，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人数仅约百名。一九○二年达六百名，鼎盛时期是从一九○五年起至翌年间，人数一时高达八千名以上。
孙文冷眼观察此一状况。
不论自费或公费，留学生皆是精英分子。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士大夫阶级出身，也就是孙文不太想拉拢其参与革命运动的人。因为这些人属于会因革命而丧失许多拥有之物的阶级。
一九○○年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守旧派溃灭，科举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最后一次的科举会试（最终考试）是在一九○四年举行。
取代科举的将是往后的“学校”时代，任谁都如此认为。留学生人数的急遽增加应该也是跟科举的废止有关。
驻日公使裕庚曾招募十三名留学生，即所谓的第一批留学生。因系政府所招募的学生，革命派当然不会对其展开活动。
然而，这十三人当中却出了一个热烈支持革命的戢翼翚。他在自立军起义之际九死一生，后来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立《国民报》。
一###五年的革命派首次起义被称为乙未广州之役，或以纪念起义之日而称为重阳起义。
孙文等人的团体和辅仁文社这一排满意识极强的集团合作，以兴中会之名起事。从一开始该会就有分裂的危机，因孙文自愿屈就副会长一职而暂时解除了危机。
然而，之后因伦敦蒙难事件孙文之名举世皆知，此外对外的活动也有孙文派人士（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屡仆屡起而甚受瞩目。一###九年，三派（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联合起来共推孙文为首领，改称“兴汉会”，因而兴中会的会长一职亦由孙文取代杨衢云。
清朝当局深知革命派内部存有矛盾，欲乘机进行劝降工作。惠州起义可说仅进行了一半，革命军战死者也仅四人，若将山田良政这一失踪者计算在内也不过五人。清朝当局甚感焦灼。
此时有一原是兴中会会员但中途叛节转投清朝者，名叫陈廷威，自愿对杨衢云进行说服工作。陈廷威与杨衢云是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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