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暗忖。
英国不许孙文登陆香港，似乎是意图和大清国维持较慎重的关系。
孙文在越南召开秘密会议。那是十一月，说明了此时他并未感情用事而失去判断力。会议的目的是检讨汪兆铭等人此次在北京暗杀摄政王的任务失败，以及搭救汪等人的行动。
“我方有汪兆铭在对方手中当人质。他应该是考虑到万一的时刻，所以才未遭杀害。”
“他是指谁？肃亲王吗？”
黄兴问道。
“我认为应该是摄政王。”
孙文说完这话点了点头。
越南毕竟不是能够久居之地。不仅越南，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如英国、荷兰皆以如下理由拒绝孙文入境：
——妨碍地方的治安。
天性乐观的孙文反倒为此感到高兴。清朝政府再三要求驱逐他，殖民地政府无奈只得下达驱逐令，这意味着清廷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要再使劲一推！
他说道。
——与初次起义相较，我是乐观百倍。
这是孙文的口头禅。
大伙在越南讨论下次起义的计划。决定以广州的新军为主力，由赵声率一支部队从江西进攻南京，黄兴军从湖南进攻湖北。另外，集合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军，进行北伐。
因获悉将遭驱逐，故孙文无法亲赴东南亚各地进行募款活动，此事便交由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处理。与新军之间的联络，当然是由赵声负责。
十二月初，孙文离开越南赴欧洲。他经巴黎抵达美国时已是一月十九日。
募款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他以华侨所拥有的致公总堂（洪门会馆）当场质押借得三万港元，立即将此笔款项寄给香港的同志。在多伦多与蒙特洛，同样以华侨的公产当质押而筹得革命经费。
演讲在各地陆续展开，经常见到受感动的华侨劳工动辄捐出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资。
他又从旧金山转赴温哥华，每天为募款及演说而忙到深夜。每一场演讲皆是听众满堂，就连下大雨时也不例外。
孙文坚持一个原则，即巡回时单独一人，不带秘书或护卫等同行。反观保皇派的康有为则身边总是包围着各地的门生，经常是一大群出动。孙文总是单独一人，相伴者唯书籍而已。
在外国时，孙文仍注意祖国的动态，并尽可能搜集各种情报加以分析。
他最信赖的外国东方观察家是出生于澳洲的马礼逊。
马礼逊原本是位医师，从这一层意义来看让孙文对其感到亲近。他发表于《伦敦时报》上的报道，每篇皆是孙文在旅途中的必读之物。马礼逊信奉“力”，对力的存在带有一种灵敏的嗅觉。
一九○九年九月七日的《伦敦时报》所载的马礼逊报道，让孙文难抑兴奋连读数遍。当时他恰好滞留伦敦。
马礼逊指出，清国政府“积弱得可怕”，他写道：
——袁世凯下台后，既无堪与其比肩者，亦无任何肯负责的人物出现。
对手如此积弱，而己方对寄望殷切的新军所施行的革命教育又与日俱进。这场战争必胜无疑——孙文如此认为，也因而感到兴奋不已。
清初，军中主干号称八旗军十三万。然而满洲人当时人数不满三百万，大多是居上位者，普通的旗兵仅不过五万。还在辽东东征西讨时，满洲族将归顺的汉族编成汉军八旗，另将同盟关系的蒙古族也编在蒙古八旗，合计旗营十三万骑。
旗营官兵因常获特殊恩典，不久便松散堕落而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装饰部队。开国三十年后发生了三藩之乱，平定此乱的非八旗兵而是汉人的绿营，此乃与汉军八旗毫无关联的一个集团。
绿营长久下来成了清朝的武力，但在白莲教之乱（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与鸦片战争（一八四○至一八四二）时暴露出不堪作战的弱点。敉平太平天国（一八五一至一八###）的则是守护乡土的义勇兵——湘军与淮军。如今的“清军”仅不过是上述之流的武装集团罢了。与这种汉人部队相抗衡，我绝不会输——孙文如此暗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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