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白说道。
“我们对前途的计划大致已经决定。别再有所犹疑!不管在何处,能见到些许心意相通的朋友,岂非足够矣?尤其是日本邻近我国。那,少白,拜托了!……请你多做些社交活动。”
孙文对陈少白说道。
陈少白有些惜言如金,令孙文不免担心。
“嗯,我会努力的。”
陈少白苦笑道。
唐人街,也就是中华街,当地的日本人不知为何却称之为“南京町”。而居住在此地的中国人却习惯称之为“唐人街”。
当时的唐人是西洋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联系孔道。
横滨开埠是在一八五九年,中国诸港因《南京条约》而开埠是在一八四二年,故而上海、广州是早先十七年的前辈。再者,广州在一六八五年便设有海关,准许号称十三行的特定商人与夷馆进行接触。虽是点点滴滴,但也总习得替外国人做衣服及理发的技术。
在那个时代,日本人还不会做洋服,所以谭有发这些老前辈才能在日本开起洋服店。
当时,西洋人分辨不出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何不同。横滨开埠时,听说来到日本的西洋人甚至还带着中国人当“通译”。
正如来到上海的西洋人带着懂英语的广东人一样。上海话和广东话无法彼此沟通,但用笔谈便可解决这问题。西洋人对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区别、认知也似乎还停留在这一阶段。实际上,当时日本人的汉文能力极高,用笔谈便可解决事情。后来,孙文能和日本的支持者沟通意思,主要也是依靠笔谈。只有在无法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时,方才使用英语。
孙文之所以属意陈少白掌管日本的基地,也是因为陈氏的英文和汉文造诣皆高。后来他成了香港的《中国日报》负责人,而初期的兴中会文件也大多由他执笔。
横滨兴中会在孙文等人开始亡命之际便已正式组成。冯镜如被推举为会长。最重要的职位“司库”由赵明乐担任,赵峄琴任书记,会长之弟冯紫珊任干事,计有谭有发、温炳臣等二十余名会员。
在兴中会成立不久后的一次聚会,孙文说道:
“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必须做些事情。我知道多数人忙于家业及事业而无暇他顾。我等则是家业事业两抛,赌命为国事尽全力。现在不幸败于广州,正伺机再起。说来见笑,我想在此借用些军费。好歹将这一年撑过去,以便向散居在世界的同胞游说,此一费用我预计约需五百元。这一不情之请……”
闻言,任司库一职的赵明乐立即起立发言。
“我被选为司库,但库里未有分文钱。此时还要向我借用五百元巨资。我之所以愿意承担司库重任,是以为逸仙先生与我有相同信仰,事情想必不致有误。但我错了,你的演讲也错了。遗憾之至,我要退出此会!”
赵明乐当场离去。赵峄琴相随于后。此二人乃堂兄弟同志。
兴中会顿失司库与书记。所余者仅会长冯镜如、干事冯紫珊两兄弟。
“还有人要跟进吗?”
冯镜如问道。
“没有!就这两人。”
会员温炳臣答道。
事实上,还有几个人也正犹疑着要不要跟进,似乎是听到温炳臣的话才作罢。
“逸仙先生!”冯镜如略微弯腰向孙文躹躬——“失礼之至。五百元一事,没有他们我也可筹到。为了国家,我一肩承担。但请等一天。司库一职由紫珊接任。逸仙先生可是只身前往美国?”
“是的。因士良要回国继续从事活动,他还是这身打扮。少白会在日本、中国台湾还有香港进行工作,这是早已决定的分工。”
孙文答道。
所谓这身打扮,是指郑士良将继续留着辫子。将前往美国的孙文和该在日本、中国台湾与香港活动的陈少白,则已经剪掉了辫子。
郑士良,字弼臣,会党人士,他必须潜回本国重新建立组织,做好待机起义的准备。当前的任务,若论重要性恐怕非此莫属。
“总之,我相信你。借出的五百元任凭你支用。约莫连我也很快就会忘记到底是为什么而准备了这笔款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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