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回地踱着步，匆忙地思考着，直到应当回银行跟罗瑞先生告别的时候。他打算一到巴黎就去见这位老朋友，可现在对自己的打算却只能只字不提。
银行门口有一辆马车，马已备好，杰瑞也已穿好皮靴，一切齐备。
“那封信我已经交到了，”查尔斯-达尔内告诉罗瑞。“我不同意让你带书面的答复去，不过，请你带个口信也汾是可以的吧？”
“可以，我很乐意，”罗瑞先生说，“要是没有危险的话。”
“一点危险也没有，虽然是带给修道院监狱一个囚犯的。”
“他叫什么名字？”罗瑞先生拿着打开的笔记本说。
“加伯尔。”
“加伯尔。要我给关在牢里的不幸的加伯尔带什么口信？”
“很简单：‘信己收到，他立即赶来。’”
“他告诉了你时候么？”
“他明天晚上就出发。”
“提到什么人没有？”
“没有。”
他帮助罗瑞先生穿上好几层短衣和外套，裹得厚厚的，陪着他从古老的银行温暖的空气里走了出来，进入舰队街的薄雾里。“向露臣和小露西转达我的爱，”老罗瑞在分手时说，“好好照顾她们，等我回来。”查尔斯-达尔内在马车离开时摇摇头，意义不明地笑了笑。
八月十四日晚他熬夜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封给露西，说明他有重大任务必须去巴黎一趟，并向她详细解释了他深信在那儿不会有危险的理由。另一封信是给医生的，请他代为照顾露西和他们亲爱的孩子，也谈了上面的问题，并竭力保证不会出意外。对两人他都答应一到巴黎立即来信报告平安。
那一天好难熬一一他跟父女俩在一起，心里却保留了共同生活以来的第一次秘密。要对坦诚相待、毫无芥蒂的他们进行清白的欺骗，确实今人难受。他满怀柔情地望着快活地忙碌着的妻子，心里更认定了不能把即将发生的事告沂她（他曾几乎想对她和盘托出，因为没有她无言的帮助，他做任何事都感到别扭）。这一天匆匆过去了。黄昏时他拥抱了她，也拥抱了跟她同名也同样可爱的宝宝，装作马上就会回来的样子（他借口有约会外出，导巴收拾了一箱衣物偷存在外面）。他便这样进入了沉重街道的沉重的雾里，带着一颗比那雾还要沉重的心。
那看不见的力量正吸引着他迅速前去，而漫天的怒潮与狂飙也都往那儿飞卷。他把两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的看门人，要他晚上十一点半送去，不能更早些，这才骑上去多佛的马，开始了旅行。“看在对上天、对正义、对慷慨无私、对你高贵姓氏的爱的分上！”这是那可怜的囚徒的呼唤。他就是用这呼唤鼓起勇气，抛开了他在这世上所爱的一切，向那磁礁漂流而去的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那从英格兰去法兰西的旅客在途中缓缓前进。即使在现己被推翻的不幸的法王还高踞宝座的全盛时期，旅客们也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阻碍他们的行程：糟糕的道路、糟糕的没备、糟糕的马匹，何况此时势易时移，还有了新的障碍：每一个市镇的大门和乡村税务所都有一群爱国公民，他们手中那国民军的毛瑟枪早以最大的爆炸力准备好了发射。他们挡住过往行人进行盘问，查验证件，在自己的名单上找寻他们的名字，然后或放行、或挡回、或扣押，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反复无常的判断或想象，一切为了那还在曙光中的共和国的最大利益——那统-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
查尔斯-达尔内刚在法国走了不到几法里便开始明白，除非自己在巴黎被宣布为良好公民，否则，便再也没有通过这些乡村公路回家的希望。现在他已是无论如何非到巴黎不可了。他明白，每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他身后关上的大门、每一道落下的普通的路障都是一道横亘在他和英格兰之间的铁闸。他从四面八方所受到的极其严密的监视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送往巴黎，自己所失去的自由也不会比这更彻底。
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但在-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已只身在法国旅行了许多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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