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然后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没有自首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有线索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人承认了解什么情况。再说了，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子里的事情，村民们都不大乐意。警察们所能确认的只是死亡的大致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用了猎枪这一事实。拥有这种枪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询问，每只枪都经过了仔细检查。但是铅弹不像子弹那样能留下确定的痕迹。打死人可能是任何类型的枪。在那个干燥、温暖的秋天，葡萄汁特别浓稠，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同意村子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收获葡萄的当务之急上去。
后来村子里又来了一位卖肉人，来自阿德奇的一个老家族，他非常高兴地接管了装修甚至完备到刀具的肉铺。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受到村子里的男人们非同寻常的友好欢迎。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马里厄斯说，“离现在大约有四十多年了。”
我问他是否确认了凶手的身份。毕竟至少有五个人知道这件事，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小村子里保密就像试图在手里放水一样。但是他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告诉你，”他说，“他们埋葬卖肉人那天，村里每个人都去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马里厄斯在椅子里伸伸懒腰。“是的，那是一个受欢迎的葬礼。”
《纽约时报》餐饮评论家有一项惊人的发现：普罗旺斯根本不存在。
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绅士热拉尔德-辛普森寄来了一封信，声称报纸上有则消息把他搞糊涂了。他的信里附有这份令他疑窦丛生的报纸，那篇文章读起来令人悲哀，它谴责普罗旺斯是一个拥有聪明的乡下人和糟糕的食物的地方，热拉尔德的迷惑正在此间。他写道，我记得我在那儿度假时它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不像你们描写的那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短短的几年里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我又一次拜读了这篇文章，它的确让普罗旺斯听起来不那么吸引人，还指责那里的餐馆和餐饮业服务不好。以前有人给我寄送过类似的文章，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栏作家们撰写的，这些人急于发现潜伏在金黄色素衣草下的田野和微笑脸庞的名信片背后他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让他们见到一位不再心存幻想的来访者，碰上一个恶声恶气的店主或者吃一顿糟糕的饭菜，他们便快乐地回家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故事。我虽然并不赞同他们所写的东西，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所吐露的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公平的。对普罗旺斯，我们全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虽然我的看法与那些只在这儿呆一两个星期的人截然不同，尤其是选择八月来这里休闲的人，那是一年中最人满为患。不具代表性的月份。
送到我这里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去年八月我在普罗旺斯》，发表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纽约时报》上，这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文章的作者是吕特-赖希尔（RuthReichl），我确信这个名字要是在曼哈顿的厨师中不经意间说出，将会引起颤栗的佩服。那年四月，她作为《纽约时报》的餐饮评论家，更加耀眼和眩目。现在她已经跳槽了。在借懂无知的世界里，她是烹饪领域一座光辉的灯塔，烹调名望的创立者和打破者。总之，她是一位精通自己本行业的女人——正如一位聪明的老农所言。
作为一位食品专栏作家和编辑，赖希尔最擅长的是她具有及时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在她八月访问期间，她能够调查、考虑、总结或者忘掉法国的整个地区。多么勤奋！然而她依然设法腾出时间过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假期。
一份多么令人失望的目录从早饭就已开始：令人讨厌的棍子面包，更糟糕的羊角面包，还有馊咖啡。市场上竟没有挑出一个熟透的番茄，桃子像石头一样坚硬，绿豆看起来干巴巴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看到干巴巴的绿豆更让食品评论家感到心情沉重的了。她的心愈加下沉，法国不产土豆，肉铺也没有小羊肉。这儿是美食家的地狱。赖希尔说，她到超市去，被迫在一个不开市的日子里去购物，这样一点也没有冲淡她那不满的情绪。那儿，食物也相当惨淡，肉类和蔬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乳酪来自工厂，面包包装在塑料纸里。恐怖中的恐怖，在她回家路上，当地的德构斯蒂诺市场里，单是各类玫瑰葡萄酒占用的空间就比所有的麦片粥、小甜饼和脆饼都多。想想这种事！比小甜饼还多的葡萄酒！要比腐化堕落社会里的显著标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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