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比纳的住房包括一间厨房和两间卧室。第一间是孩子们的天地。里面有两张白木小床和一只摇篮。第二间是多比纳夫妇的卧室。吃饭在厨房。上面有一间所谓的阁楼，高六尺，盖着锌皮，顶上开了一个小天窗。要上阁楼去，得爬一道又窄又陡的白木梯，拿建筑行话说，这种梯子叫作磨坊小梯。小阁楼称作佣人卧室，这样一来，多比纳的住房也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公寓了，租金因此而定为四百法郎。一进屋，有一个小门厅，起到了遮掩厨房的作用，门厅靠朝向厨房的一个小圆窗取光，实际上只有卧室门、厨房门和大门这三扇门中间的一点位置。三间屋子全都是方砖地，墙上贴的是六个苏一卷的劣等花纸，纯粹作装饰用的壁炉状若滴水石，漆成俗里俗气的仿木色。全家五口人，三个是孩子。因此，墙壁上凡是三个孩子的胳膊够得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道道很深的痕迹。有钱人绝对想象不到这家人的厨房用具有多简单，总共只有一口灶，一只小锅，一个烤肉架，一只带柄的平底锅，两三把圆顶盖大肚水壶和一只煎锅。餐具都是白色和棕色的陶器，全套也只值十二法郎。一张桌子既当餐桌又当厨房用桌，另有两把椅子和两张小圆凳。通风灶下，堆着煤和木柴。一个墙角处放着一只洗衣服用的木桶，全家的衣服往往要等到夜里才有时间洗。孩子的那间屋子里，拴着不少凉衣服的绳子，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戏院海报和报上剪下来或彩图说明书中撕下来的画片。屋子的一角放着多比纳家长子的课本，晚上六点父母去戏院上班时，家里的事显然是由他来操持。在许多下等阶层的家庭里，孩子一到了六七岁，对弟弟妹妹就要担负起母亲的责任。
通过这一简略的描述，各位自可想象到，拿一句已经很通行的俗语说，多比纳一家人虽穷，但清清白白。多比纳约摸四十岁，老婆三十来岁，名叫洛洛特，原是合唱队的领唱，据说做过戈迪萨尔的前任，那个倒台经理的情妇。这个女人以前长得确实很漂亮，但前任经理的不幸对她的影响极大，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以戏院通行的方式，跟多比纳一起过日子。她毫不怀疑，等到他们俩每月能挣到一百五十法郎，多比纳一定会按法律补办结婚手续的，哪怕仅仅是为了他疼爱的孩子有个合法的地位。每天早上空闲的时间，多比纳太太为戏院的商店缝制戏装。这一对勇敢的戏院小工拼死拼活，每年也只能挣个九百法郎。
“还有一层！”多比纳从四楼起就这样对施穆克说；施穆克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根本就不知道是下楼还是上楼。
多比纳跟所有的当差一样，身着白布衣裳，他一打开房门，只听得多比纳太太大声嚷着：
“快，孩子们，别吵了！爸爸来了！”
孩子们对父亲恐怕都是爱怎样就怎样，所以老大照旧学着奥林匹克马戏团的样，用扫帚柄当马骑，在指挥冲锋；老二在继续吹他的白铁短笛，老三尽可能地紧跟着冲锋主力部队。母亲在缝一套戏装。
“别吵了，”多比纳声音吓人地嚷叫道，“再吵我要动手揍了！——非得这样吓唬他们。”他压低声音对施穆克说，“喂，亲爱的，”当差对女引座员说，“这就是施穆克先生，那个可怜的邦斯先生的朋友；他不知道该上哪儿去落脚，想到我们家住；我一再对他说，我们家可没有什么摆设，又在七楼，只能给他个小阁楼，可他还是坚持要来……”
多比纳太太端上一把椅子，施穆克连忙坐下，孩子们见来了个陌生人，一时傻了眼，挤在一起，一声不吭地细细打量着施穆克，可没过一会儿，便不干了，孩子跟狗一样，有个特点，那就是习惯于用鼻子去闻，而不是用心去判断。施穆克睁眼望着这帮漂亮的孩子，其中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长着很美的金黄头发，就是刚才吹冲锋号的那一位。
“她像个德国小女孩！”施穆克示意她到他跟前来。
“先生住在这里肯定很不舒适。”女引座员说，“孩子们得在我身边住，不然，就把我们的卧室让出来了。”
她打开房门，让施穆克进去。这间卧室是全套公寓的奢侈之所在。桃花心木的床，挂着镶有白流苏的蓝布床帷。窗上挂的也同样是蓝布帘。衣柜、书桌和椅子虽然全是桃花心木的，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壁炉上放着一口座钟和一对烛台，显然是从前那个倒台经理送的，他的一幅肖像就挂在衣柜上方，像是皮埃尔-格拉苏画的，非常蹩脚。这间屋子，孩子们是从来不准进的，所以他们都想方设法，好奇地往里边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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