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选择哪条路呢？
教授们也没有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他们似乎在积极地进行着拔河比赛，想把我或拉向音乐，或拉向医药。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两半。
埃维是我唯一能与之讨论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边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选择。
“你可以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她断言道，“我是说，你有着使音乐大师区别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钢琴师的天才的闪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马特，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我一辈子都想演奏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部分的我却无法想像自己过一种不去帮助别人、不还之于社会的生活——也许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埃维也理解这一点，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响我的选择。她总是充满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无尽无休地和自己辩论。
那年夏天是最严酷的考验。
当埃维到阿斯朋①音乐节去上罗杰·约瑟夫森的名师大提琴班时，我在大学医院里干着卫生员的苦活。
①阿斯朋，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夏季在此举办音乐节。
记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时候，一个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护士报告，她们坚持说她完全处于麻醉状态，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痛苦。
尽管如此，我下班后还是到她床边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在她床边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识到我一直在陪着她，因为她醒来时对我轻轻一笑，并且说：“谢谢你，大夫。”
我打电话给埃维，告诉她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兴，马修。”
“高兴我要当医生？”
“不，”她亲切地说，“高兴你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也一样。
在四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埃维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约瑟夫森替她说了话，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她求我申请上纽约的医学院，这样我们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虑后觉得这念头很有吸引力——尽管蔡兹已被密执安大学录取，秋天就要来入学了。
总之，我到医科顾问的办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纽约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册子，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①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①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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