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显然我无法逃避。新闻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关掉寻呼机，钻进电影院去躲起来。
或者去音乐厅。当我翻阅《纽约时报》周日版时，我仔细看着上面提供的大量音乐娱乐节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个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维的大提琴手丈夫罗杰·约瑟夫森要在卡内基厅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兰克①的作品。她无疑会在听众之中。我不仅能够了解到她别后的情况，还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
①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
票几乎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搞到了一张第一排最边上的票。从婚礼上见到他以后，约瑟夫森胖了一些，头发开始出现缕缕灰白色。他突出的特点和他更为成熟的音乐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曾经给人做过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钢琴伴奏者的技巧。这是一个名叫卡门·德拉罗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从他们老练的表达方式和充满想像力的、节奏自由的演奏风格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显然经常在一起演出。
中间休息时我寻找着埃维，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妻子：她们觉得紧张，不愿在人前坐着，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妆室去。
罗杰和搭档演奏了激动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个乐章，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他们确实受之无愧。
其实我并不真正有胆子去做这类事情，但在极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门口，说明自己是约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进了门。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妆室里挤满了拍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管理人员、新闻发布人员等等。我有点犹豫，没有一头扎进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脚尖站在那儿，看看能不能从远处发现埃维。正在这时，弹钢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来，非常妩媚地一笑，问道：“我能帮助你吗？”
“谢谢，”我答道，“我是约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约瑟夫森太太。”她的反应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约过了一秒钟我才反应过来。
“可是——埃维怎么了？”我笨拙地问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闪闪发光，“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难道你不看报吗？”
“噢，实际上我有一阵子不在国内，”我带着因不了解音乐界近期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气解释道，“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离开吧。”
“你干吗不等一等？她马上就应该来接女儿了。”
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个一度亲密难分的朋友重逢了，但与此同时，我得知这些年里，生活并没有善待她。她离了婚，是个单身母亲。
“不，我简直没法相信。”声音是女中音，语气是快活的，音色像铃裆一样清脆。是埃维，第一眼看上去和将近20年前没有不同。棕色的短头发，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样明亮。由于三月天的风吹，由于惊喜，或两者兼而有之，她的双颊鲜红。
我们没去注意周围的旁观者，冲上前拥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气。
“过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面质问我，一面继续毫不在乎地拥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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