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提醒你一下，”洛德平静地说，“你没资格骂人。”
花了两个星期。因为尽管有麦司在使劲，官僚主义的轮子转动起来还是需要时间。不过两星期到头时，蒙泰尼的批准已是既成事实。有了食品药物局的批准，该药就可在美国全境凭处方出售了。
在费尔丁-罗思，人人兴高采烈，公司原定二月份开始的推销计划可以如期实现。
洛德到华盛顿去了一趟，他不敢冒险，既不靠邮局，也不靠信差，亲自把可作为罪证的材料交给麦司博士。
洛德信守诺言，全部复制的单据已统统销毁。
麦司办公室里没有外人，两人就站着说了几句非说不可的话。“我答应给的东西都在里面。”洛德递给麦司一个褐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麦司接过信封，查看了里面的材料，然后眼光转向洛德，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你和你们公司如今在食品药物局有了个敌人。我警告在先：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这事后悔的。”
洛德耸了耸肩，没搭腔就走了。
十
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西莉亚去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纽约总部，走访莫德·斯特夫利博士。
这次拜访是西莉亚一时冲动下决定的。反正她人在曼哈顿，离下一个约会还有两小时。出于好奇，就决定去看一看这从未见过面的对手。她事先没有去电话，知道如去了电话，斯特夫利几乎肯定不会答应见她。这拒绝的滋味，制药界里有人尝过。
西莉亚还记得，华盛顿药品制造商协会主席洛恩·伊格尔顿前不久给她讲过的事。伊格尔顿脾气好，性情随和，在协会中担任现职前是政府的一名律师。
他说，“身为药品制造商协会主席，代表全国各大制药公司，我很乐意和各种消费者组织保持联系。不错，我们和那些组织是对立的，可有时他们①
意见提得好，我们制药业应该听取。所以我才每年邀请拉尔夫·纳德（拉尔夫·纳德〔1934-〕，美律师兼作家。领导一个争取汽车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运动。译者注）午餐两次。不错，拉尔夫和我没多少共同的立场，不过我们还是交谈，听听彼此的观点，这是值得做的文明行为。然而，我以同样理由邀请莫德·斯特夫利午餐时——好家伙！”
在西莉亚的要求下，这位协会负责人才讲了下去。“噢，斯特夫利博士通知我说她很忙，要把全部时间用来跟一个良心坏透、不讲道德的行业——
指我们这行业——开战，不想把宝贵时间浪费在一个无法谈得拢的大企业的走狗——指我——身上。而且，她说别说午餐了，哪怕是一块用医药公司的肮脏钱买的巧克力，她吃了也会噎着。”伊格尔顿笑了。“因此，我们始终没见过面，我颇为遗憾。”
西莉亚坐出租车来到近第七街街口的第三十七道，在一幢破旧的六层楼前停下，这时正下着雨，阴冷阴冷的。楼房的底层是一家经营铅管材料的商店，铺面的橱窗玻璃是破的，贴着胶布条；过道邋遢得很，墙上油漆脱落；然后小小的电梯，像得了关节炎似的，一路哼哼唧唧把她送到顶层的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总部。
西莉亚一走出电梯，就见到一扇敞开着的门，里边小房间的旧铁桌旁坐着个白头发的上年纪妇女。桌上放着字朝外的牌子，上写，志愿服务者：阿·托姆太太。这妇女正在一台约一九五○年出厂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机前打字。西莉亚进来时她抬头望了一眼说，“我老是跟他们表示，再不修好这破机器，我就不在这里干了。这大写的I（我）根本打不出，你给人家写信，没有I怎么行？”
西莉亚出主意说，“你不妨碰到它的时候就用we（我们）来代替。”
阿·托姆太太驳道，“那这封信咋办？这是准备寄Idaho（爱达荷州）的，难道我把它改名为Wedaho？”
“我确实明白你的问题所在了，”西莉亚说。“我原以为帮得上忙的。斯特夫利博士在吗？”
“她在里边，你是哪一位？”
“哦，只是个对你们组织感兴趣的人，我想跟她谈谈。”
托姆太太看来似乎还想问点什么，随即改变了主意。她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门洞里消失了。西莉亚这时瞥见邻近几个房间里正在工作的人。她感到这里大家都挺忙，有另一架打字机的声音和打电话人的利索讲话声。紧靠她身旁，小册子和传单堆得很高，有些准备付邮。一大摞来信尚未启封。看来这组织的经费不太宽裕。西莉亚认为，这儿的办公桌椅，不是别人扔掉的，就是从废旧品商人那里买来的。那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地毯，如今磨得薄薄的，几乎没了，有的破处干脆露出地板。这里的墙同楼下过道里的墙一样，斑驳的油漆也在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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