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听，”西莉亚说，“不是同意，而是在听。”
“没有人需要相互竞争的医药公司生产那么多大同小异的安定。这种药搞了五种之多，毫无好处，任何可取之处都不会有。然而得知安定赚了大钱之后，其他公司就纷纷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去研究——花宝贵的科研时间，花大笔的经费——目的并不是去发现有用的新药，只是为了换名不换药。
于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安定——把分子结构稍稍改变，只要变得可另行申请专利，销售可获厚利就——”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谁都知道市面上是有‘我们也有’的药，或许是过多了一些。但是研制时确实导致了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使一些制药公司——社会需要这些公司——在下一次大突破之前维持财政开支。”
“哎呀，我的上帝！”斯特夫利博士把手往头上一按，表示难以相信。
“你真相信那种幼稚可笑的论调吗？不光是安定这类药物。只要有公司推出一种重要的药，其他公司就争相仿制。这就是为什么药物研究必须由政府来指导和管理的理由，可是费用得由医药公司来支付。”
“我没法相信你这话是认真说的，”西莉亚说。“你竟想让药物研究由那帮破坏社会保障法的政客来操纵把持吗？他们总是捞取政治油水，无力平衡预算，为了拉选票连亲娘都卖。唉，要按那安排，青霉素到今天也上不了市！好吧，咱们就算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完善，但比起你那主张不知要好出多少，而且还更合乎道德些。”
斯特夫利好像压根儿没听见，只顾往下讲。“你们那宝贝行业要挨到规章条令当头一棒以后，才把药品的禁忌标出来。甚至到了今天，你们拼命想标出得越少越好，而且往往得逞。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之后，就把它的副作用封锁起来，狠心地一抬手就把那些资料打发进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争辩说，“这是胡言乱语！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向食品药物局报告药的副作用，哦，或许有少数这种事，是由于有人疏忽了……”
“就我们组织所了解，这种事可实在不少。至于没了解到的，我敢说还更多。这是非法隐瞒真相！不过会不会由司法部提出起诉呢？不会的，因为你们的人收买了大批在国会山活动的院外活动分子……”
好吧，西莉亚想，她是到这里来征求意见的，这不是有了吗？她索性听下去，偶尔插上一两句。就这样，原定的十分钟就成了一小时。
斯特夫利曾提起西莉亚也知道的一场新近发生的纠纷。有家制药公司（不是费尔丁-罗思）生产的医院用静脉注射液出了问题。该注射液应该是无菌的，但发现有些注射液瓶的瓶盖有毛病，钻进了细菌，由此引起了败血症，造成几个病人死亡。
难办的局面是这样的：已知有毛病的瓶子数量不多，把全部坏瓶子清查出来也能办到；由于制造方面的问题既已发现又得到纠正，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禁用医院药库里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则会造成注射液严重短缺的局面，势必使更多的病员死亡。这问题在医院、制药公司和食品药物局之间争执不下已有好几个星期。斯特夫利博士批评她目睹的这桩事，说这是个“不光彩的例子，证明制药公司故意拖延时日，不肯收回它的危险产品”。
“这事我碰巧也知道一点，”西莉亚说，“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都在设法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听说食品药物局已决定禁用现有的此种静脉注射液，准备在周末前写好通知，星期一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特夫利目光犀利地盯看了来访者一眼。“你有把握？”
“绝对有。”这消息是那制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讲的，西莉亚认为此人说话可靠。
斯特夫利把这事记在桌上的本子里。她们又继续交谈，最后话题转到了蒙泰尼上。
斯特夫利说，“我们这组织即使到现在也要尽一切力量，阻止那试验得很不充分的药上市。”
西莉亚听腻了这种单方面的指责，顶了两句。“说蒙泰尼试验不充分，简直笑话！而且，食品药物局已批准了。”
“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撤销批准。”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个案件——”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澳大利亚那案子我们知道。”接着她阐述了医药专家们如何驳斥了原告在法庭上的指控，讲了当地法庭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为此举行的听证会所作的结论，证明蒙泰尼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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