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里乘客很挤。好在他们四人并排的座位在后舱，至少可以互相讲点悄悄话。过了一会儿，西莉亚向另三人说，“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待。现在你们想问什么就请吧。”
布鲁斯第一个发问。
“妈妈，怎么会发生这一类事情呢？已经认可的药，忽然又有那么糟糕的副作用？”
她整理思路后才回答。
“你首先要记住：任何一种药，对于人体都是外来的化学物质。人吃药——通常由大夫处方——目的是要治疗体内某种毛病。但药虽有治病作用，也可能有害，这有害的作用称为副作用，当然副作用也可以无害。”
安德鲁补充说，“还有一种所谓的‘利弊的权衡’。医生为取得治病效果，对使用某种药必须作出判断，看值不值得去冒使用它的风险。用有些药时冒的风险要比别的药大，但即使用成分简单的阿斯匹林都有风险，有时风险还很大，因为阿斯匹林可以引起内出血。”
莉萨说，“可是，药品出售前医药公司肯定做过试验。照说，食品药物局就是检查它有无危险，检查危险有多大的。”
“不错，这一切都是事实，”西莉亚承认说，“不过人们往往不了解的是：时至今日，试验还是有局限性的。要试验一种新药，先是在动物身上做，看动物试验的数据没问题，就在自愿应试的人身上做试验。这得花好几年时间。即使人体试验做完后那药在各方面看来都不错，也只有几百人或许千把人用过而已。”
安德鲁说，“而且这些人之中，可能谁也没受到任何有害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
西莉亚点头同意，接着说下去，“但是那药上市后，用的人就有成千上万，或许有好几百万，不利的反应可能在少数人身上出现，有时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极小。那些不利的反应都是在试验中不可能预见到的。当然，如果百分比相当大，新出现的反应又很严重或足以致命，那药就必须收回，禁止使用。关键在于，除非经过广泛使用，否则无法断定一种药究竟有多安全。”
布鲁斯说，“那些反应，都该向有关方面报告，是吗？”
“是的，只要医药公司听到反应，就要报告。在我们国家，法律要求我们把听到的反应向食品药物局报告，通常是这样做的。”
莉萨皱眉说，“只是‘通常’吗？”
西莉亚解释说，“因为有时很难判断，反应真是由某种药物引起，还是由别的因素造成。这问题往往需要科学鉴别，还要容许出自真心、坦诚相见的不同意见。另外要记住：仓促的决定有可能断送一种也许可救人性命的好药。”
“不过，至于蒙泰尼，”安德鲁提醒大家，“情况却正好相反。”他对莉萨和布鲁斯说，“对于蒙泰尼有争议的反应，你们母亲的判断是正确的，其他人的判断全错了。”
西莉亚摇摇头。“就连这一点也不完全符合事实。我只是凭直觉，不是科学鉴别。直觉有可能是错的。”
“可这回没错，”安德鲁说。“这点很重要。还有，你坚持己见，有道义上的勇气以辞职来维护原则，这种事很少人办得到。对于这些，亲爱的，我们一家都为你感到骄傲。”
布鲁斯也应和着说，“我要说，是这样！”
莉萨靠过去亲了亲她母亲。“妈妈，我也一样。”
饭送上来了。安德鲁在他的盘子里挑来拣去，却没有食欲。他评论说，“对飞机上的伙食只有一点可说：它有助于打发时间。”
不久，他们又回到大家心中都在考虑的话题上来。
布鲁斯说，“有件事实在难以相信，妈妈，报纸和电视台竟不知道蒙泰尼出了什么问题，至少并不了解详细的情况，至少今天以前不了解。”
是安德鲁作的回答。
“会出现这种事的，以前就出现过，几乎跟这次一样。那次是酞胺哌啶酮。关于那事件我读到过大量材料。”
在好几个小时里，西莉亚这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说，“咱们家有两个历史迷。”
安德鲁说，“一九六一、六二年期间，美国新闻界对酞胺哌啶酮在欧洲造成的灾难不闻不问，甚至在美国内科医生海伦·陶西格博士去国会作了证，放映了畸形儿的幻灯片，议员们看了吓一跳之后，美国报纸还是只字不提。”
“真教人难以相信，”莉萨说。
她父亲耸耸肩。“这取决于你对新闻界怎么看。有些记者就是懒。派去参加听证会的那些记者没出席，事后又不看正式记录。不过有人勤快，他叫莫顿·明茨，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他把所有的零星情况凑起来，第一个捅出了酞胺哌啶酮的事。这事自然立即成为轰动的新闻，就跟蒙泰尼目前正在形成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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