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特点。”
西莉亚的报告终于被认真地接受了，费尔丁-罗思又开始了一段历程。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纷纷热烈地效法。
整个这五年，在制药行业之外，世界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形成而且愈来愈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中的精华——被身穿黑色宽大衣裤的小个子们杀死，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兴起一种叫“伍德斯托克派（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一小城名，在卡茨基尔山脚下。1969年，几千青年聚集在这里，过夏季摇摆舞音乐的狂欢节。译者注）”的摇摆舞音乐狂热崇拜，还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野蛮地扼杀自由。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残忍地暗杀。
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的总理。杰基·肯尼迪（即杰奎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译者注）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已去世。基辛格到中国一趟，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则到查帕奎迪克岛去了。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成了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他取得权力很突然，这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困难危急的时刻。
七
用现在的话来说，萨姆·霍索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他的兴趣多而杂，包括室内的和户外的，智力方面的和体育方面的。
他本质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尽管用于公务的时间很多，他却始终热爱文学、艺术和音乐，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节，熟悉情况。在国外大城市，无论工作压力多么大，他也要安排时间逛书店，看画廊，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爱印象派，喜欢莫奈和毕沙罗。在雕刻方面，他最喜欢的是罗丹。莉莲·霍索恩一次对朋友讲，在巴黎罗丹雕塑馆的花园里，她见过丈夫在“加莱义民”
前一言不发地站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里凝视的眼中含着泪。
在音乐方面，他爱好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尽管还称不上十分出色。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喜欢住带钢琴的套间，偶尔弹上一段莫扎特的作品，比如说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那深沉而明朗的“行板”，那加快了的“小步舞曲”和最后那欢乐的“土耳其回旋曲”。这样的弹奏可以使他在一天的劳累后仍情绪昂扬。
住带钢琴的套间往往租金很贵，但事实是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掏钱。他花得起。萨姆自己很有钱，拥有费尔丁-罗思的大宗股票，这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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