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萨姆告诫西莉亚说，“你和马丁谈话时，无论如何不要提钱的问题——我指的是如果他来我们这里，我们将给他多少薪水。不用我们说，他也清楚，那与他目前的收入相比要大得多。但如果你挑明了，就似乎我们认为可以把他买到手，他就会把我们看成又是两个狂妄无礼的美国人——满以为世上万物都可以用美元买到。”
“但是萨姆，”西莉亚不赞成，“如果马丁来费尔丁-罗思，你总得有个当口讲一讲薪水问题。”
“是要在一定的当口讲一讲的，但不能主动先说，因为钱绝对不是主要问题。请相信我，西莉亚，我知道这些学究型的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以为马丁有改变主意的可能性，那么别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
“算我感兴趣吧，”西莉亚问道，“究竟是个什么数目？”
萨姆考虑了一会儿。“据我所知，马丁年薪大约两千四百英镑；大致相当于六千元。我们准备开始时给他四五倍的钱——比如说，两万五到三万元，外加红利。”
西莉亚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不知道差距这么大。”
“但是搞学问的人知道。尽管他们知道，他们还是宁愿只搞学术研究，认为思想上自由一些，并认为大学环境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更具‘纯研究性质’。你也听见马丁说起过‘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他对这压力会反感到什么地步。”
“我听见的，”西莉亚说。“但你和他争辩，说压力不大。”
“那是因为我站在企业界的立场上，而且我的职位使我有这看法。但咱俩私下说说：我承认，也许马丁是对的。”
西莉亚将信将疑地说，“在大部分事情上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对那整个事情我可有点犹豫。”
她认为这次谈话不太顺利，后来她又想了很久。她下了决心，像她对自己说的，“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星期六，也即去剑桥的前一天，她和安德鲁和孩子们通了电话——在逗留英国的一个月期间，她每周至少和家里通两次电话。他们双方都为她即将回家而高兴，现在这已不到一个星期了。谈完家常话以后，西莉亚告诉安德鲁关于皮特-史密斯博士的情况，说到他使他们失望，并说了她和萨姆在这问题上交换的意见。
她还告诉安德鲁，第二天她要去见马丁。
“你认为他会改变主意吗？”安德鲁问。
“我直觉地感到这有可能发生，”西莉亚回答。“或许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条件。但明天我们谈话时，我不愿做把事情弄糟的事。”
电话里沉寂了一会儿，她可以感觉到她丈夫在反复思索，心里在掂量。
然后他说，“萨姆说的话部分正确，但也许不完全正确。我的经验是，让一个人知道他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做法，不会使他受辱。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很喜欢听这种话，即使并不想接受人家准备给的那笔钱。”
“讲下去，”西莉亚说。她尊重安德鲁的智慧，他有一下子就说中要害的本领。
他继续说，“根据你的描述，皮特-史密斯是个直爽的人。”
“非常直爽。”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以同样的方式和他打交道。为了要猜透他心意，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之后，你反而会达不到目的。再说，拐弯抹角也不是你西莉亚的风格。还是以本色相见，那样的话，如果看来谈到钱——或别的什么——很自然，那你就只管谈。”
“亲爱的安德鲁，”她回答，“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
“没有要紧事了吧，我想。”他又加了一句，“你既告诉了我明天的日程，我可得承认：对于你和皮特-史密斯有一丁点儿忌妒。”
西莉亚笑道，“纯粹是业务关系。以后也是这样。”
现在已是星期天了。
西莉亚独自坐在从伦敦开往剑桥的早车里，她乘的是禁止吸烟的头等车厢，她让头靠在身后的软垫上，全身放松地开始利用这七十五分钟的旅程整理自己的思想。
一大早，她从饭店乘出租汽车来到利物浦街火车站——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由铸铁和砖构成，样式难看；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拥挤喧闹，只在周末安静一些。这安静意味着：当这柴油-电气列车隆隆驶离站台时，车上没什么乘客。对这种清静，西莉亚很高兴。
她回顾了两星期来的经历和谈话，还是弄不清究竟今天听谁的劝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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