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斯塔普顿和受尼托巴基瓦尼斯地区俱乐部的28名会员集会向你致敬并祝你人道主义的努力成功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加拿大同胞而感到骄傲我们用帽子收集了捐款支票随即寄去请按你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它秘书乔治·恩德特
阿兰想起来了，那张支票已经在今天早上收到了。它和其他支票一起被送到一家不列颠哥伦比亚信托公司，是这家公司主动提出为亨利·杜瓦尔管理捐赠财务。仅今天一天就收到大约1100美元。
谢谢你，K·R·布朗尼，谢谢你，麦卡蕾丝夫人和斯塔普顿和基瓦尼斯的朋友，以及其他朋友，阿兰想。他用拇指翻了一下那厚厚的电报。我没有取得成功，但我仍要谢谢你们。
他发现在一个墙角的地板上堆着两大堆报纸，另外还有一些报纸放在一把椅子上。三大堆报纸里有许多是外地报纸——有多伦多的、蒙特利尔的、温尼伯的、里贾纳的，还有其他城市的。他注意到还有一份是遥远的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的报纸。一些前来采访的记者给他留下了报纸，说那上面有关于他本人的报道。大厅对面的一个邻居还给了他几份《纽约时报》，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到此为止，阿兰只不过随便打量了一下这一堆的报纸。他应该在最近详细阅读一下，然后做一本剪报簿；他这一生也许再也不会象这样出名了。他想，这本剪报簿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可以用：《一个失败了的事业全书》。
“噢，算了吧，”梅特兰德，他大声自语道。“你为自己比为杜瓦尔更伤心。”
这时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接着门被打开了。一个人的头先探了进来，是丹·奥利夫那红润宽阔的脸。接着他那粗壮的农夫身材挤了进来。他四处打量了一下，问道：“你是一个人在这吗？”
阿兰点点头。
“我觉得我听见有人在说话。”。
“不错。是我在自言自语。”他勉强地笑了笑。“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你需要帮助，”丹·奥利夫说。“我安排你与某个有趣的人物谈谈怎样？”
“什么样的人物？举个例子？”
奥利夫漫不经心地答道；“我想我们可以先和总理谈谈。他定于后天到温哥华来。”
“豪登本人？”
“一点不错。”
“噢，当然了。”阿兰坐进打字椅，身体靠在椅背上，把脚放在了打字机旁的桌上。“我这样办：我出去租个房间，让他住在我的公寓里试试。”
“你听着，”丹·奥利夫恳求道。“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是真的。会见是可以安排的，也许还能有点作用。”他质问道，“在法庭方面，你已经没法再帮助杜瓦尔了，不是吗？”
阿兰摇摇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那么你还怕什么？”
“我想，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呼吁么，”丹劝说道，“求他‘慈悲为怀’，等等。律师不是最擅于此道吗？”
“还得有一些有力的论据。”阿兰做了个鬼脸。“我都能想象出那时的情景：我跪在那里，他则擦着眼泪说，‘阿兰，我的孩子，这些周来我犯了可怕的错误。现在只要你在这里签个字，我们就可以忘掉过去的一切，你就可以一切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办了’。”
“好吧，他的确不好对付”，丹·奥利夫承认道。“但与你打过交道的其他人也一样。所以为什么现在不想干了？”
“原因很简单，”阿兰平静地说道。“因为有的时候，承认自己的失败是明智的。”
“你真让我失望，”丹·奥利夫说道。他伸出一只脚不快地踢着桌子腿。
“对不起。不过我倒是希望能做点什么。”阿兰停了一下，然后好奇地问，“总理为什么要到温哥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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