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她招呼了我。
“我该没有叫你久等吧。”
“说实在的，你倒还是早到了，”她答道。
“这言下之意就是你到得还要早，”我说。
“我看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巴雷特先生。”她粲然一笑。“你是自己坐下呢，还是要等我说一声请？”
我就坐了下来。
“你这是喝的什么？”我指指她杯子里橘黄色的饮料，问道。
“橘子汁，”她说。
“还加些什么呢？”
“就加冰块呗。”
“没有别的了？”
她点点头表示是这样。我正想问她为什么饮食这样节制，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呢，一个侍者已经出现在跟前，看他招呼我们的那副眉眼腔调，竟像我们是天天光顾这里的老吃客似的。
“哎哟二位，今天晚上可好啊？”
“好。有什么时鲜的好菜吗？”我受不了这种装出来的“花功”，就赶紧问他。
“我们的扇贝最好不过了……”
“那可是我们波士顿的看家菜。”我一下子忽然在吃喝上成了个地方主义者。
“我们的扇贝可是长岛的特产，”他回答说。
“好吧，倒要看看你们的扇贝口味行不行。”我就转过去问玛西：“要不要试试这种本地出产的冒牌货？”
玛西笑笑表示同意。
“那先来点什么呢？”侍者望着她问。
“莴苣心浇柠檬汁。”
这一下我可以肯定她是个模特儿无疑了。要不又何必要这样节食，苦了自己呢？我却要了意式白脱奶油面（“白脱要加得愈多愈好”）。我们那位热情的招待于是就鞠躬退下。
这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好，我们又见面啦，”我说。（说句老实话，这开场白我已经排练了整整一个下午了。）
她还没有来得及应一声“是啊，又见面了”，却又冷不防跑出一个侍者来。
“请问喝什么酒，先生？”
我征求玛西的意见。
“你就自己点点儿什么自己喝吧，”她说。
“你连葡萄酒也不喝一点？”
“酒我是涓滴不沾的，”她说，“不过我倒可以向你推荐，有一种默尔索干白葡萄酒①是很不错的。你赢了球不喝点美酒就未免有些遗憾了。”
①默尔索干白葡萄酒产在法国的勃民第。默尔索是勃民第下属的一个教区名。
“就来默尔索吧，”我对掌酒的侍者说。
“可能的话，要一瓶66年的，”倒是玛西显得很在行。侍者走了，于是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你怎么一点酒也不喝？”我问。
“不是因为有什么道理。我就是想保持清醒的头脑，可不能有一丁一点的糊涂。”
这话可到底该怎么领会呢？在她的心目中到底是哪些不能有一丁一点的糊涂呢？
“这么说你是个波士顿人啦？”玛西说（我们的谈话可也不是漫无边际的）。
“是的，”我说。“你呢？”
“我可不是波士顿人，”她答道。
这话是不是在暗暗奚落我呢？
“你是搞时装业的吧？”我问。
“那也干一点。你呢？”
“我这一行经手的是人家的自由，”我回答说。
“是剥夺人家的自由，还是给人家以自由？”她脸上的微微一笑，倒叫我说不准她这话里是不是有一丝挖苦的意思。
“不能让政府有枉法的行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
“那可不容易呢，”玛西说。
“是啊，所以干到现在还没有多少成效。”
掌酒的侍者来必恭必敬地替我斟上了酒。于是我就自己喝了起来，佳酿源源不断流入了心田，话也分外多了起来。话题就是进步的律师眼底下都在忙什么样的大事。
老实不瞒你说，跟……跟年轻姑娘在一起，我已经连话都不大会说了。
因为，那种所谓“约会”，我已经有多少年没干了。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谈自己的事，人家就觉得没味。（过后姑娘八成儿就会在“小姐妹”面前说我：“那个自大狂！”）
因此当时我们谈论的话题——确切些说应该是我一个人讲话的话题——就是沃伦①的最高法院在个人公民权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裁决。你问伯格②这班大老会不会对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继续增补条文？那就要看他们选择谁来填补福塔斯③遗下的空缺了。你有宪法文本的话可要好好保存起来啊，玛西，恐怕很快就要买不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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