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位“戴包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包头巾而不让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贫困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包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禁止这么做的领导和反抗的学生那里知道的。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门，还是伊斯兰教徒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
童年的时候，卡的家位于尼尚坦石，当律师的父亲、当家庭妇女的母亲、可爱的妹妹、忠诚的仆人、家具、收音机和漂亮的窗帘构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对卡来说，贫困是这个“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开始的地方。那个世界是无法触摸的、危险的一种黑暗，在卡童年时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伊斯坦布尔突然下决心踏上卡尔斯之旅的原因，也难以将它解释成为回归童年时代的一种冲动。尽管卡远离土耳其，也知道卡尔斯是近些年来国内最贫困、最无人关注的地方。从生活了十二年的法兰克福回到伊斯坦布尔，看到童年时和小伙伴们一同走过的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店铺、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这唤起了卡要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童年和纯真的愿望，因此卡尔斯之行也可以说卡是为了再见留在童年记忆中他那中产家庭的贫困。因此，当他在卡尔斯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童年时穿过却在伊斯坦布尔再也没见到过的那种吉斯拉威德牌的体操鞋时，当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炉子时，当他看到装着卡尔斯圆形奶酪的那种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盒子时（这种盒子是他对卡尔斯最初的认识），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于他都忘记了那些自杀的女子，为自己身在卡尔斯而感受到了一种安宁。
近中午时，卡告别了塞尔达尔先生，采访了民众平等党和阿塞拜疆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后，独自在大雪(7)中漫步。走过阿塔图尔克大街，过了桥，径直朝最贫困的街区走去，卡心中充满悲伤，除了狗叫声外没有任何声息的沉寂中，那无休无止的雪(7)，飘向远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岭，飘向塞尔柱时期的城堡，飘向那不知是历史遗迹还是棚屋的废墟，卡觉得除了自己没别人留意这些，眼中蓄满了泪水。尤素福帕夏街区公园的秋千断了，滑梯也坏了，公园旁边有片空地，空地尽头的电杆上有个大灯，用来照亮那里的煤场。卡看着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灯下踢足球。听着年轻人被大雪(7)压低了的叫喊声、对骂声，卡觉得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雪(7)中，尘世里的这个角落离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有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凉，卡内心中出现了真主的念头。
最初，与其说这是种念头不如说是一个画面，然而是那种在展馆中匆匆忙忙看完后努力想要回忆却怎么也无法再现的那种画面。与其说是一个画面不如说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除了在小学的宗教课程里学过一些宗教知识，没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近年来，当他内心中时不时有类似现在的这种幻象出现时，他没有慌乱，也没有去追寻这种不真切的、充满诗意的冲动。至多，在他内心中会产生一种乐观的想法：世上有一处值得欣赏的美景。
卡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会儿，他饶有兴趣地翻着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有关卡尔斯历史的书，一整天的所见所闻和阅读历史令他回忆起的童年传说，在他的头脑中混杂在了一起。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奥尔罕·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