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有许多读者知道我没有结婚、从未结过婚，而且由于职业的缘故也永远不会结婚。这些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不免疑心，这篇专栏从破题第一句话开始，是不是我在设计什么谜题耍弄他们?我称呼得如此亲昵的女人，到底是谁?别胡言乱语了!你们垂垂老矣的专栏作家就要打开话匣子，跟你们絮叨他逐渐失忆的过程，邀请你们来品尝花园里残存的最后一朵玫瑰花香——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别急躁，这样我们才能不露痕迹地玩一出老套的简单戏法。
三十多年前，我才当上菜鸟记者没多久，专跑贝尤鲁这条线，那时我必须挨家挨户地察访以搜寻独家新闻。我时常前往贝尤鲁黑帮和毒枭出没的赌场，寻找以死亡或自杀作结的新鲜爱情故事。我跑遍各家旅馆，翻阅旅馆职员特准我看的访客登记簿——我每个月得投下两块半里拉才买到这项特权——嗅出是否有任何外国名人投宿，或是任何有意思的西方人物，可以让我诓骗说是某个西方名人来到我们城市拜访。那年头，不仅世界上还没有淹满这么多名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会来伊斯坦布尔。那些实际上默默无闻、却被我当成他们国内知名人士而登上报纸的人，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刊出来，一开始他们满头雾水，到最后总是演变成愤愤不满。其中一位我预期将大红大紫的人，最后果然得到真正的声望。当时我在文章中报道说“名服装设计师某某人昨日拜访我们的城市”，见报二十年后，他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国——以及存在主义——时装设计师。连半句谢我的话也没有。西方人就是这般忘恩负义。
那段日子里，我除了忙着挖掘业余的名人和本土黑帮（如今称之为黑手党）的新闻外，曾经有一次我巧遇一名年长的药剂师，从他身上嗅到一则新故事的可能性。这位老先生饱受失眠与失忆之苦，就如现在我自己遭受的折磨一样。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你会误以为其中一项（失眠）有可能抵消另外一项（失忆），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失眠的夜里，时间与黑暗停滞不前，全部冻结在一片无名无姓无色无味的世界里，老人的记忆消失得如此彻底（如同我一样），以至于他以为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亮的另一面”，就像从外国杂志翻译过来的文章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人陷入疯狂的那种状态。
老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了一种药，希望能够治愈他的病痛（就好像我为了同样目的发明了抒情文）。记者会的现场上，只有我和某晚报一位有大麻瘾的记者出席（加上药剂师总共三个人），当场老先生卖力地表演，倒出他的粉红色液体一饮而尽。为了给他的新药更多曝光的机会，他再三畅饮，直到最后他企盼了多年的睡眠终于降临。只不过，这位年老的药剂师不仅重获睡眠，更回归到他的天堂梦土去了，再也醒不过来。因此，大众也永远听不到他们殷切渴望的好消息：土耳其人终于也发明出了什么东西。
他的葬礼在几天后一个阴天里举行，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不断思索着，到底他一直想要记住的是什么事情。我至今依旧想不通。随着我们逐渐老去，哪一部分将被我们的记忆甩脱，仿佛一头暴躁的驮马拒绝背负超载的包袱?是最不愉快的部分?最重的?还是最容易丢弃的负担?
遗忘：我已经遗忘了，置身于全伊斯坦布尔所有美丽景点旁的那些小房间里，阳光如何渗入纱窗流泻在我们的身体上。我已经遗忘了，那位卖黄牛票的小伙子在哪一家电影院门口做生意，他爱上售票亭里一位苍白的希腊姑娘，迷恋得发狂。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忘了我亲爱读者的姓名，以及我在私人回信里替他们解答的神秘，当我为报纸写解梦的专栏那一阵子，这群读者和我一起梦见无数相同的梦境。
于是，多年以后某个深夜里，你们的专栏作家回首过去的时光，试图攀附住一根记忆的枝丫，陡然间他想起一段过往，自己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度过骇人的一天：我的整个身体，整个人，欲火焚身地想要亲吻某个人的唇。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窝在一家老戏院里，看了一部说不定比戏院本身还老的美国侦探片《血红街道》。片中有一幕缩水的吻戏，没什么特别的，就好像其他黑白电影中的一般吻戏，早已被我们的检察官剪掉剩下不到四秒钟。我也搞不大清楚怎么回事，但突然间一股强烈的欲望袭来，我也渴望用同样的方式吻一个女人，是的，用尽全力把我的嘴唇压上她的唇。想到可悲的自己，我差点难过得喘不过气来。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却还不曾跟人亲过嘴。并不是说我没和妓院的女人睡过，但是一方面那些女人不怎么愿意亲嘴，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把我的嘴和她们的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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