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出生在德国巴登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代读了奥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布伦塔诺(1838—1917)关于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意义的论着后,萌发了对哲学思考的兴趣。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后来放弃神学而专攻哲学,于191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为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928年,胡塞尔退休后,他回到弗赖堡大学接替了其位置担任哲学讲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尔最为着名的着作为《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同年出版单行本,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
海德格尔一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德国法西斯势力有过一段暧昧关系。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并加入了纳粹党。同年5月,海德格尔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1934年2月,因与当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辞去校长职务。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海德格尔开始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的“重振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及其成员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着作,并开始编辑出版《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荷尔德林被称作是“作为领袖的诗人”,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他又是新神的助产士,是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尔亦承继着这种观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原根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而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孤身一人,既是姗姗来迟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着失落的痛苦,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
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着述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道路而非着作”。也就是说,这些着述正是他的人生轨迹的印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国犹太人,与海德格尔相识于马尔堡大学。那是1924年秋天,阿伦特刚进入大学不久。那一年她十八岁,作为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海德格尔,这年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然后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其间,海德格尔因支持纳粹曾一度被剥夺教席,阿伦特移民美国,专注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下维持着亲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先他而去。数月之后,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也驾鹤西去。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两个后来生活道路和哲学观点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很难。
1950年2月,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她利用这次机会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会面,自此他们开始保持接触和通信来往,这为他们后来延续二十五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关系中有他们活跃而生动地通信的一面,有长时间的缄默,也有精心安排的会面和阿伦特极为珍视的单独和他相守的短暂时光。
阿伦特竟然还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为他寻找出版商,谈判出版协议,选择最好的译者等等。不仅如此,她还尽己所能,为他洗刷纳粹罪名。连海德格尔的太太也对阿伦特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别的圈子里,差不多已变成骂人的话了。在这时候,阿伦特所作的任何有利于海德格尔的事,确实让后者不能不有所感动。他需要她听他倾诉,替他开脱,帮他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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