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带来的改变，在我脑中浮现可怖的景象，但下面的情景我甚至没想过：我害怕孤独。我怕自己这样的笨蛋最后可能做一些傻事，例如误解那本书、太过肤浅，或可能还不够浅薄、变得特立独行、在爱河中淹没；我也许知道那个世界的秘密，但终其一生却可笑地对毫无兴趣的人解说这个秘密的个中奥妙、身陷囹圄、被当成疯子、终于了解这世界比想像中更残酷，还有，没办法让美女爱上我。如果书的内容千真万确，如果人生就像我在书中读到的一样，如果书中的世界可能存在，那么你不可能理解，人们为何需要祈祷，人们为何在咖啡馆废话连篇、虚掷人生，大家为何晚上要坐在电视前而不至于无聊致死。你也不能理解，人们为何不愿意把窗帘完全拉上，只为了一旦街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比如一辆呼啸而过的汽车、一匹马嘶鸣或一个酒鬼在街上洒泼），可以趁机偷看。
我弄不清究竟过了多久，才意识到自己站在铁路人雷夫奇叔叔的门前，透过虚掩的窗帘，抬头凝望他位于二楼的公寓。或许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然领会到这点，所以在跨入新人生(7)的前夕，直觉地前来向他致意。我脑中浮现一个古怪的愿望，想把最后一次与父亲来这里拜访时看过的东西，看得更仔细些。鸟笼里的金丝雀、墙上的气压计、精心镶在相框里的火车照片、摆设甘露酒的橱柜、迷你火车车厢、一个银制糖果盘、售票员的打票机、陈列在柜子中央的铁路服务奖章，还有摆在柜子另一头的约四五十本书，一只没用过的俄式茶壶放在书上，另外还有桌上的纸牌……透过半开的窗帘，我看见电视屏幕，而非机器发出的闪光。
一股不知哪儿来的决心突然袭向我，激励我爬上环绕前院的那堵墙，从那里不但可以瞧见雷夫奇的寡妻正在观看的节目，还能看到她的头。她坐在亡夫的摇椅上，和我母亲一样，低头弓着双肩、以四十五度角对着电视；不同的是，我母亲一边编织一边看节目，而婶婶只顾着吞云吐雾。
父亲去年心脏病突发病逝，雷夫奇叔叔比他早一年离开人世，但雷夫奇叔叔并不是因为自然原因辞世。一天傍晚，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他似乎受枪击而亡；凶手逍遥法外。有人说是桃色纠纷，但在父亲活着的最后一年，他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雷夫奇夫妇膝下没有子女。
午夜过后，母亲早已入睡，我直挺挺地坐在桌旁，一点一滴，热情又全神贯注地凝神望着支在肘间的那本书。我不再把周遭的环境视为我认同的一切——附近和这城市已经熄灭的灯火；飘着哀愁、潮湿空旷的街头；卖小米汁[1]boza，小米制成、略带黏稠状的白色饮料。[1]的小贩最后一次穿过巷弄的叫卖声；一对乌鸦生嫩的鸣叫；最后一班通勤列车驶离许久之后，货运火车在铁轨上发出的令人勉强忍受的隆隆声——我全部放弃了，把自己完全投入那本书涌现的亮光中。过去组成我生命与期望的一切——午餐、电影、同学、日报、汽水、足球赛、书桌、渡船、漂亮小妞、快乐的美梦、未来的情人、妻子、办公桌、清晨、早餐、巴士车票、微不足道的顾虑、未完成的统计作业、旧长裤、脸孔、睡衣、夜晚、用来自慰的杂志、我的香烟，甚至最忠于我、被遗忘却总是耐心以待的床铺——全部从我的脑海中溜走。我发现，自己身在一片灯火通明的土地上，茫然失措。
隔天，我恋爱了。爱，犹如那一道道从书中排山倒海涌至我脸上的光芒，对我昭告，我的人生已经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多远。
早上一起床，我开始回想前一天碰到的每一件事，马上明白展现在眼前的那片新领域，不单单只是瞬间的幻想，而是像我的身体和四肢一样真实。为了尽可能把陷入这痛苦新世界中的自己，从难以忍受的孤独里拯救出来，我必须去寻找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
夜里下着雪，皑皑白雪堆满了窗台、人行道和屋顶。外面是令人战栗的白光，桌上那本展开的书愈来愈薄，看起来比以往更无邪，让它更具不祥色彩。
即便如此，我还是一如往常和母亲吃早餐，品尝着面包片的美味，快速翻阅《民族报》[1]Milliyet，土耳其主要日报之一。[1]，瞄了一下吉拉尔·萨里克的专栏。仿佛一切都和平常没什么不同，我吃了一些奶酪，微笑看着母亲温婉的脸庞。茶杯、汤匙和茶壶的碰撞声，街上贩卖柑橘水果的叫卖声，都在告诉我要相信人生的正常节奏，不过我并不相信。当我踏出屋外，非常确定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改变，因为穿着过世父亲留下的温暖厚重外套，我一点也不觉得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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