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跟我父母和哥哥的这些出游开始令我厌烦而沮丧。家人间起小口角，和哥哥的竞争每每让游戏变成打架，不知足的“小家庭”开车闲逛，希望暂时逃离公寓的禁锢——这一切都在破坏我对博斯普鲁斯的爱，尽管我也没法子让自己留在家里。后来几年，当我在博斯普鲁斯路上看见其他车里坐着闹哄哄、不开心、爱拌嘴的其他家庭同样在周日出游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我和他人在生活上的共同点，而是对许多伊斯坦布尔的家庭来说，博斯普鲁斯是他们仅有的慰藉。
它们渐渐消失：一栋接一栋烧毁的雅骊别墅，我父亲曾指给我看的捕鱼器，划着小船到一户户雅骊兜售的水果贩，母亲带我们游泳的博斯普鲁斯沿岸沙滩，在博斯普鲁斯海里游泳的乐趣，在变成花哨的餐厅之前废弃不用的渡船站。把船停靠在渡船站旁的渔夫，如今也走了，想租他们的船小游博斯普鲁斯已不可能。但对我来说，有件事始终不变：博斯普鲁斯在我们心中占据的位置。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
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
“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时会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为博斯普鲁斯作画的西方画家当中，我认为梅林的画最细致入微，最具说服力。他所著的《君士坦丁堡与博斯普鲁斯海岸风景之旅》——连书名在我看来也如诗如画——于1819年出版。我姑父拉多是诗人，也是出版人，他在1969年出版半开影印本，而因为当时的我对绘画满怀热情，他便赠送我们一本。我花上几个小时研究这些画的各个部分，在其中发现我所认为的奥斯曼伊斯坦布尔的辉煌本色。这种美好的幻觉并非得自他的胶彩画（其对细节的注重无愧于建筑师或数学家身份），而是得自胶彩作品翻制的版画。有时我拼命想去相信一段光辉的历史——我们这些受西方艺术和文学影响太深的人，的确经常屈服于此种大伊斯坦布尔主义——我便觉得梅林的版画令人宽慰。但是在我让自己陶醉其中之时，我却深知，梅林的画之所以如此美丽，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画中所绘不复存在的悲伤。或许我观看这些画正因为它们使我悲伤。
生于1763年的梅林是地道的欧洲人——有法国和意大利血统的德国人。在父亲卡尔斯鲁厄——弗里德里希大公的宫廷雕刻家——手下习艺之后，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跟叔父学绘画、建筑和数学。他十九岁起身前往伊斯坦布尔，其灵感或许来自当时在欧洲逐渐蔚为风潮的浪漫主义运动。他到的那天几乎没想到自己会在这城市待上十八年。起初他在佩拉的葡萄园当家庭教师，此地是在大使馆区周边逐渐扩展的一个都会，也是今日贝尤鲁的雏形。当谢里姆三世的姐姐海蒂斯公主造访前丹麦大使沃夫冈男爵位于布约克迪尔的住家花园时，她表示希望有个类似的庭院，他于是推荐了梅林。梅林先为海蒂斯设计了一座种植相思树和紫丁香的西式迷宫庭园，随后在她位于岱特达布努——在博斯普鲁斯的欧洲海岸，介于今称库鲁色斯梅与欧塔廓伊的两镇之间——的宫殿建造了一座风格华丽的小楼阁。这座新古典主义的列柱建筑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只能从梅林的画中得知，它不仅展现了博斯普鲁斯的某种风貌，而且树立了小说家坦皮纳后来称为“复台风格”的标准，此种奥斯曼新建筑成功地结合西方和源自传统的主题。梅林继之为谢里姆三世的夏日别庄贝希克塔斯宫殿的扩建进行监工与装潢，采用同样通风
的新古典风格，极适合博斯普鲁斯的气候。同时他也为海蒂斯担任今日所谓的“室内设计师”。他为她购买花盆，监督为绣花餐巾缝上珍珠以及编织蚊帐的工作，并身兼周日带大使夫人们参观宫殿的导游。
我们从两人的通信中得知这一切。在这些信里，梅林和海蒂斯进行了一项小小的智性实验：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于1928年实施“字母改革”的一百三十年前，他们已使用拉丁字拼写土耳其文。在他们的时代，伊斯坦布尔不时兴撰写回忆录和小说，但多亏这些信件，我们得以一窥苏丹女儿的谈话：
梅林大师，蚊帐何时送来?请告诉我是明天……跟他们说立刻动工，让我早些见到你……一幅古怪的版画……那幅伊斯坦布尔的画在运送途中，它没褪色……我不喜欢那张椅子，我不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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