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打开克罗地亚人佩维提屈为贝尤鲁—塔克西姆—奇哈格—加拉塔地区绘制的著名保险地图，查看我的英雄们经过的每一条街、每一栋建筑，若一时记不起来，我便幻想他们可能出入的每家花店、咖啡馆、布丁店、酒馆的详细情况。我想像店里的食物气味，酒馆里的粗话、烟雾和酒气，咖啡馆里读皱的报纸，墙上的海报，街头的小贩，塔克西姆广场边某栋公寓大楼（今已拆除）楼顶的一串新闻标题字母——这些是我这几位英雄们的共同参考点。每当同时想起这些作家，我便认为一个城市的特性不仅在其地形或建筑，而是在其居民五十年来住同一条街——如同我一样——之后，翻腾在记忆中的每个巧遇、每个记忆、字母、颜色和影像的总和。这时候我幻想自己童年的某个时刻，也巧遇过这四位忧伤作家。
我最早和母亲漫游塔克西姆期间，必曾与小说家坦皮纳擦身而过。他是我觉得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我们常去位于突内尔的阿歇特法文书店，而他也是。这位小说家（他有个“落魄小子”的外号）碰巧就住在这家书店正对街的纳尔曼利大楼里的一个小房间。我刚出生时，帕慕克公寓仍在兴建中，那时我们住在阿雅兹帕萨的翁冈公寓，街对面的公园饭店，是坦皮纳的良师益友雅哈亚安度晚年之处。我住公园饭店对街时，坦皮纳是否常在傍晚去饭店拜访雅哈亚?后来我们搬到尼尚塔石之后，我也可能曾与他们擦身而过，因为我母亲常去公园饭店的糕饼铺买蛋糕。《博斯普鲁斯记事录》作者希萨尔常去贝尤鲁购物用餐，著名历史学家科丘亦然。我也可能曾与他们擦身而过。
我不是不知道自己像个“追星族”，对心爱偶像的生活和电影所知甚详，用以幻想巧合与偶遇。但这四位我将在本书中时而提起的英雄，他们的诗、小说、故事、文章、记事录和百科全书，使我认识到我居住的城市的灵魂。这四位忧伤作家取得的力量来自过去与现在，
或西方人称之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他们教我如何将我对现代艺术与西方文学的爱和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这些作家都曾在人生某个阶段着迷于西方（法国尤然）艺术与文学的光彩。诗人雅哈亚在巴黎度过六年，从马拉美和魏尔伦的诗引出“纯诗”的概念，日后在他寻找民族主义诗学的时候将适合他自身的用途。几乎把雅哈亚当做父亲一样尊敬的坦皮纳，同样仰慕这些诗人以及瓦雷里。而希萨尔，与雅哈亚和坦皮纳一样，最敬佩纪德。坦皮纳从另一个深受雅哈亚敬仰的作家戈蒂耶身上学习到以文字描绘风光的手法。
这些作家在青年时代对法国文学和西方文化的——有时几乎是孩子似的——大力推崇，为他们本身作品的现代—西方手法赋予了活力。他们想写得跟法国人媲美，这点毋庸置疑。但他们的内心一角也明白，若写得能跟西方人完全相同，就不会跟他们仰慕的西方作家一样独树一帜。因为他们从法国文化和法国现代文学观中学到，伟大的作品必须自成一格、原汁原味、忠实无欺。这些作家为这两条训谕——顺应西方的同时，又保持原汁原味——之间的矛盾甚感苦恼，可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中听见此种不安的心声。
他们还从戈蒂耶和马拉美等作家那里学到别的东西，亦即“为艺术而艺术”或“纯诗”的概念，帮助他们努力实现真实和独创性的目标。他们同代的其他诗人和小说家同样着迷于法国作家，但他们从中学得的不是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文以载道的价值。这同样有危险，因为这让作家不是走入说教式文学就是投身混乱杂芜的政治中。但后一类作家耍弄的是从雨果和左拉那里悟出的理想，而雅哈亚、坦皮纳和希萨尔这类作家则是自问如何从魏尔伦、马拉美和普鲁斯特的想法中受益。这样的追求主要受制于国内政局——他们在青年时代目睹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之后土耳其似乎注定要成为西方殖民地，而后是共和国和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
从法国学得的美学让他们了解到，他们在土耳其永远达不到跟马拉美或普鲁斯特同样有力而地道的叙述方式。但在慎重思索后，他们找到一个重要而地道的主题：他们出生时的大帝国步入衰亡。他们对奥斯曼文明及其必然之衰微的深刻了解，使他们避免跟同时代许多人一样，陷入稀释过的怀旧之情、简单的历史自豪或恶意的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当中，也成为展开某种往昔诗学的基础。他们居住的伊斯坦布尔是个废墟遍布的城市，却也是他们的城市。他们发现，若献身于与失落和毁坏有关的忧伤之诗，便可找到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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