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城市通讯》一书。他从不自称为“城市通讯员”，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抱怨市议会，观察日常生活，为城市把脉。1867年，纳默克?凯末尔——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在《蓝图报》上发表一系列的信，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称“城市专栏”，定下了基调，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亲密、同谋的口吻。于是，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其中一名记者，号称“有见识的艾丰迪”，因身为《见识报》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因此当报社因随意刊载一篇事后被认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关闭后，他有一段时间被称做“没见识的艾丰迪”）。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经常劝告读者，也常责备他们，虽然文章枯燥无味，他却当之无愧地作为他那时代最严谨的伊斯坦布尔“书信作家”而被人们怀念。
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并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还帮着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花园、商店、船、桥、广场、电车的礼仪。由于批评苏丹、国家、警察、军队、宗教领袖或权力更大的议员皆属不智之举，文学精英们的嘲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走在街上关心自己的事、为养家糊口而艰苦奋斗的市井小民。我们之所以熟知这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三十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时，无论它是威胁我走回传统还是使我加倍西化，我都会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
现在我举出几段随机取样的摘录，出自理念不一的专栏作家一百三十年来所写的几十万页文字：
我们的马拖公车，或许灵感来自法国的公共马车，但由于我们的马路状况不良，这些公车得像鹧鸪一样碎步踩过一个个石头，从贝亚泽特一路颠到依德内卡匹。（1894）
每次一下雨，城里的广场就全部淹水,我们已厌倦。无论该谁想办法解决，赶紧解决吧。（1946）
首先是房租和税不断上涨，按着，因移民之故，市内满是刮胡刀贩、“芝米”贩、填馅贻贝贩、面纸贩、拖鞋贩、刀叉贩、杂货贩、玩具贩、水贩和汽水贩，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布丁贩、甜食贩和多纳肉饼贩如今已入侵本市渡轮。（1949）
有人提议，若要美化本市，就让马车司机穿同一套服装。这主意若能实现，将是多么别致。（1897）
戒严令的一大功劳是确保“多姆小巴”在指定的站牌停车。可别忘了昔日的混乱状态。（1971）
市议会决定正确，冰镇果汁制造商禁止再使用未获市议会批准的色素或水果。（1927）
在街上看见美女时，切勿带着敌意瞧她，仿佛要杀了她似的，也不要显露出过度的渴盼，只要对她微笑，移开目光，继续走下去。（1974）
最近巴黎著名的杂志《早晨》刊登一篇文章，讨论在城里走路的适当方式，它给了我们启发，而我们也应当对那些尚待学习如何在伊斯坦布尔街上举手投足的人，清楚表明我们的感觉，告诉他们：不要张着嘴巴走在街上。（1924）
二十年前本市到处可见讨价还价、吵吵闹闹、跑警察局的现象，当时在最后的计价表装上去后，本市出租车司机开始说:“老兄，尽量给我们多点儿吧。”让本市大伤脑筋。我们希望司机和乘客都能善加利用军方安装的新出租车计价表，让市内再也见不到这种现象。（1983）
当干豆贩与口香糖贩准许孩子们买东西时付铅块而不付钱时，不仅是鼓励他们偷窃，也是鼓励他们扒走伊斯坦布尔每座喷泉的石块，切断喷泉的龙头，并把墓塔和清真寺圆顶的铅取走。（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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