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脑和手之间的分歧，手自己动起来的感觉，跟我脑袋静止不动时躲入梦境的感受有共同之处。但是——可不像我奇异梦境里的种种幻想——我的画无须保密，反倒拿给每个人看，预先期待赞赏。画画即是找到第二个世界的存在，却免去难堪。
四、我画的东西，无论房子、树、云多么虚幻，都有物质现实的基础。我若画房子，便感觉那是我的房子。我觉得我画的每件事物都属于我。勘探这个世界，住在我画的树和风景当中，画出一个真实世界给其他人看，便等于从眼前的沉闷中逃了出来。
五、我喜欢纸、铅笔、素描簿、油彩和其他美术用品的味道和样子。我喜欢抚摸空白画纸。我喜欢保存我的画，我喜欢它们的“物性”，它们的物质存在。
六、发现这一切小小的乐趣，并借助于我取得的一切赞赏，我敢于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才华超群。我不喜欢夸耀自己，但我确实想让别人知道。通过画画创造的世界，就像我藏在脑袋里的第二个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画画让我名正言顺地逃脱日常生活的灰暗世界：我的家人不仅接受我这项新嗜好，也接受我享有的权利。
祖母的客厅里有个书柜，在难得打开的玻璃门后，在积了灰尘的《生命百科全书》、一排泛黄的少女小说以及我美国伯父的医学书籍当中，有一本与报纸一般大的书，我在学会阅读不久后发现了它：《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六百年奥斯曼通史》，我喜欢它挑选的主题及其丰富神秘的插图。我们的公寓和洗衣店在同一层楼的那段日子，或每当生病无法上学，或无缘无故旷课，我便上楼去祖母的公寓，坐在伯父的书桌前，将这本书里的每一行字连续阅读多次。后来当我们住出租公寓，每逢去探望祖母，我都会把这本书取出来读。
我尤其喜欢描述奥斯曼历史的手绘黑白图片。在我的教科书当中，那些历史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胜仗、败仗与条约，是以自豪的民族主义口吻讲述出来的历史，可是在《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却是一连串奇珍异物和奇人怪事——罗列了叫人毛发倒竖、惊心动魄、时而令人作呕的图片。在此意义上，这本书就像奥斯曼仪典书里的游行队伍，队员在行经苏丹面前时进行一连串的奇特表演，又好像走入给这些轶书配插图的细密画中，坐在苏丹身旁，从今天的易卜拉欣帕夏宫殿眺望窗外的苏丹阿密广场，审视帝国的财富、色彩与奇观，多种多样的工匠，每个人身穿自己的工作服。我们喜欢说自己在共和国成立、土耳其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之后便切断了奥斯曼的根基，成为更“理智而科学”的民族。或许正因为如此，坐在现代化的窗口注视我们理应遗忘的奥斯曼先人们种种奇怪、陌生、人性的现象，是如此激动人心。
就这样，我读着杂技艺人走在两艘船的桅杆之间拉起的钢索横越金角湾，以庆祝苏丹阿麦特三世之子穆斯塔法王子举行割礼，研究关于这件事的黑白插图。我还发现，我们的“父辈们”认为把平常人与靠杀人为生的人葬在同一个墓地不成体统，于是在埃于普的卡亚第巴宜里特别为刽子手设置了一处墓地。我读到奥斯曼二世时代的1621年是个寒冬，整个金角湾和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全结了冰；跟着书中的许多插图一样，我从未想过小船系在雪橇上和大船困在冰中的图片反映出的画家的想像能力甚于历史事实，我对它们百看不厌。描绘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两个著名疯子的插画也很有趣。第一个疯子是男人，习惯光屁股走在街上，尽管文雅的画家把他描绘成因羞愧而披上衣服；另一个则是被人叫做“尤泼辣夫人”的女疯子，找到什么就穿什么。根据作者的说法，疯男人和疯女人每回见面便展开激烈的争斗，因此他们被禁止通过那座桥。（“那座桥”：当时没有任何桥横跨博斯普鲁斯，只在金角湾上有一座桥——加拉塔桥，1845年建造于卡拉廓伊与埃米诺努之间。到20世纪末，桥已重建三次，但原来的木桥简称为“那座桥”。）就在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一个男子背着篮子被绳子绑在树干上的图片上，我继续读下去，发现一百年前有个流动面包贩把他的马和货物拴在树干后，自己在咖啡馆里玩牌，一个名叫贝伊的市政官员于是把面包贩拴在树上，对他折磨无辜的牲畜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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