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楼层间往来频繁，我们这栋现代公寓楼房里的门通常不关。哥哥开始上学后，母亲让我独自上楼，或者我们一块儿走上楼去探望卧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厅里的薄纱窗帘总是拉着，反正影响不大，因为隔壁的建筑距离很近，房间昏暗得很，早晨时分尤然，于是我会坐在大张的厚地毯上，发明游戏自己玩。我把某人从欧洲带给我的小汽车排成整齐的一行，一辆辆进入车库。随后，我以地毯为海洋，桌椅当小岛，让自己在小岛间弹来弹去，脚不踩到海水（几乎就像卡尔维诺笔下的男爵一辈子在树和树之间跳来跳去，脚不着地）。若玩腻这种空降冒险或把沙发椅臂当马骑的游戏（其灵感可能来自黑贝里亚达的马车回忆），我还有另一个在成年后每逢无聊仍会玩的游戏：我想像我坐的地方（这间卧室，这间客厅，这间教室，这个兵营，这间病房，这个政府机关）实际上是别处。白日梦做累了的时候，我便躲入摆在每张桌上、每面墙上的照片中。
由于不曾见过钢琴用作其他用途，我还以为家中摆钢琴是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厅里，没有哪个平面不是布满大大小小的相框。最显眼的两幅大肖像照，挂在未曾使用过的壁炉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装照，另一幅则是1934年过世的祖父。从照片挂在墙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摆的姿势（稍微侧身朝向对方，这仍是欧洲王室伉俪邮票流行的风格）来看，任何人走进这间博物馆客厅跟他们高傲的目光相遇，都会立刻看出故事得从他们讲起。
他们两人都来自马尼萨附近的戈尔代斯；他们的家族被称为“帕慕克（棉花）”，因为他们皮肤白，头发也白。祖母是切尔卡西亚人——以高挑貌美著称的切尔卡西亚女子在奥斯曼后宫极受欢迎。祖母的父亲在俄土战争（18771878）期间移居安纳托利亚，先在伊兹密尔定居（传说那边有一处空屋），而后迁居伊斯坦布尔，我祖父在那儿念土木工程。他在1930年代初期发了大财，当时的土耳其共和国对铁路建设投入巨资，而后他开了一家大工厂。工厂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郭克苏河两岸，制造绳子、麻线、干烟草等各种产品。他1934年过世，时年五十二岁，留下大笔财产，让父亲和伯父怎么用也用不完，尽管他们有一长串失败的商业冒险经验。
接着来到书房，我们看见新生代的大幅肖像照极其对称地沿墙排列：从照片的柔和色彩可以看出它们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靠墙边是我那肥壮的大伯欧兹罕，他未服兵役便去美国学医，因此永远回不了土耳其，导致祖母终其一生面带抑郁寡欢的神色。还有他戴眼镜的弟弟艾登，住在底楼。他跟父亲一样学土木工程，一生积极参与各种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的工程计划。第四堵墙上挂了姑妈的相片，她曾在巴黎学钢琴，她先生是法学院助教。他们住在多年后我将搬入的顶楼公寓，此刻我就在这儿撰写此书。
离开书房，回到博物馆的主厅，在更添幽暗的水晶灯旁驻足片刻，我们看见许多原封未动的黑白照片，告诉我们生命的欣欣向荣。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个孩子在他们的订婚仪式、婚宴、每个重大的人生时刻中摆姿势拍照。在大伯寄自美国的第一批彩色照片旁，放着大家庭成员们在城里各个公园、塔克西姆广场、博斯普鲁斯海岸合家欢宴的照片。在一张爸妈带我跟哥哥参加一场婚礼的照片旁边，放着一张祖父和他的新车在旧家花园内的合影，另一张则是伯父跟他的新车在帕慕克公寓大门外面的合影。除非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像是祖母取下美国伯父前妻的相片，换上第二任妻子的相片——老规矩依然不变：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动。虽然每张照片我都已看过上百次，每回我走进这间杂乱的房间时，仍要全部再细看一次。
长时间审视这些照片，使我懂得将某些时刻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性，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逐渐认识到，在过着日常生活
的同时，这些加框的场景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看着伯父给哥哥出一道数学题，同时看他三十二年前的照片；看着父亲翻阅报纸，微露笑容，尝试领会荡漾在拥挤的房厅内的笑话的结局，而在同一时刻观看他五岁——我的年纪——时候跟女生一样留长发的照片……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祖母为这些时刻加框定格，以便让我们把这些时刻与眼前的时刻交织在一起。当祖母以通常在讨论建国议题时才用的口吻提起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指着桌上和墙上的相框时，她似乎跟我一样两相为难，既想继续生活下去，又想捕捉完美的时刻，品尝日常事物的同时，依然以理想为荣耀。但即使我反复思考这些矛盾——抓取生命中的某个特殊时刻并加上框，究竟是抗拒还是屈服于死亡、衰落和时间?——我对它们却是渐感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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