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在西化了的富裕家庭里长大并见识过欧洲的个别出色姑娘，第一次冲破“童贞”的禁锢，开始婚前和情人上床。茜贝尔有时也会为自己是个“勇敢”的女孩而沾沾自喜，她是在十一个月前和我上床的。（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该结婚了!）
但是多年之后，在我努力用全部的真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既不想夸大我情人的勇气，也不想看轻女人们在性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因为茜贝尔是在认为“我是认真的”，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也就是说，是在确信我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给我的。也因为是个负责的人，因此我当然是要和茜贝尔结婚的。但即使我不想结婚，也因为她已把“童贞给了我”，我也就没有了抛弃她的可能。这种责任感，给另外一种让我们骄傲地彼此依赖的情感，也给因为婚前做爱而感觉我们“自由和现代”（当然，这些词是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的想法投下了阴影，但也拉近了我们。
类似的一个阴影在我发现茜贝尔不断暗示我们该尽早结婚时也感觉到了。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做爱时也有很幸福的时候。我记得，当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噪音从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上传来时，我在黑暗中搂着她，想到自己将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很幸运。有一次，做爱后当我把烟灰弹到写着萨特沙特字样的这个烟灰缸时，茜贝尔半裸着坐到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椅子上，一边敲打字机，一边咯咯笑着模仿那些“傻瓜的金发秘书”，这是当时那些幽默杂志、漫画和笑话里不可或缺的主题。
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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