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把钱送到哪里去呢？”芙颂皱着眉头说。
我说：“泰什维奇耶大街131号是迈哈迈特公寓楼，那里有我母亲的一套房子。去美国之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那里是一个面对后花园特别漂亮的地方……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也在那里看书。”
“好吧，那我就把钱送到那里去吧。几单元？”
我耳语似的说：“四单元。”从我嘴里又冒出了声音越来越小的四个字：“二楼。再见。”
因为我的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像个疯子那样狂跳起来。离开小店之前，我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像一切正常那样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大街上，当羞愧和后悔和幸福的幻想混合到一起时，尼相塔什的人行道开始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金色。正当双脚让我走在树阴、屋檐和那些为了保护橱窗支起的蓝白色粗条子的凉棚下时，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带柄水壶，出于一种本能，我走进去买下了它。和那些随便买来的东西的命运相反，这只金色的水壶先在母亲和父亲，而后是母亲和我的餐桌上待了将近二十年，其间谁也没谈起过它的来由。每当握起金色水壶的把手，我就会想起人生推我走入的，以及母亲无声地用半责备、半忧伤的眼神暗示的那些不幸的日子。
看见我中午回家，母亲既高兴又惊讶。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告诉她水壶是突发奇想买来的，随后我接着说道：“把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钥匙给我。有时办公室里人太多，我没法干活。让我去看看那里是否合适。年轻时我关在那里学得很好。”
“那里满是灰尘。”尽管母亲那么说，但还是马上从卧室里拿来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的楼门和单元房的钥匙。给我钥匙前她说：“你还记得那个屈塔希亚[1]屈塔希亚（Kütahya），土耳其中西部的一个城市，被誉为土耳其的瓷都。——中译者注，下同[1]的红花瓶吗?我在家里没找到，你去看看，是不是我把它放到那里去了。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你们的爸爸已经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让你们享受，让你们幸福。和茜贝尔一起出去玩玩，享受一下春天的乐趣。”把钥匙放到我手上时，她用一种神秘莫测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心点。”在我们儿时，母亲会用这样的一种眼神，暗示一种来自于生活，比托付钥匙更深、更不明确的危险。
母亲是在二十年前买下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套房子的，买房的目的一是为了投资，二是为了有个放松脑子的去处，但没过多久，她就把那套房子变成了一个储藏室，她把一些认为过时的旧物件或是买来不久就厌烦的东西放去那里。儿时，我很喜欢那个后花园，花园里长着巨大的柏树和栗子树，孩子们在里面踢足球。我觉得楼名很有趣，母亲喜欢讲楼名的故事，而我也百听不厌。
阿塔图尔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后，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新盖的楼房开始被赋予了家族的名字。这么做是适宜的，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名字和号码是不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那些富裕的大家庭和他们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楼房早已融为了一体。（我的故事里会提到许多富有的家庭，他们都有一栋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楼。）在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给楼房取一些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名字。然而我母亲说，把楼房命名为“自由”“善良”和“美德”的那些人其实一生都在践踏这些道德价值。她说，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因为良心发现让人盖了迈哈迈特[1]Merhamet，仁慈的意思。[1]公寓楼。老头的两个儿子（他们其中一个的女儿曾是我的小学同学），明白父亲要把楼卖掉并把全部所得分发给穷人后，就用医生出具的报告证明他们的父亲傻了。哥俩把老头扔进了救济院，随后扣押了房子。但他们并没有更换那个儿时我觉得奇怪的楼名。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之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等芙颂，但她没来。我的心碎了，脑子乱了。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接下来的那天我又去了那里，仿佛是为了平息内心的不安。但是芙颂仍然没有来。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在那些被我母亲放下并遗忘的旧花瓶、衣裙、满是灰尘的旧家具中，许多儿时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在翻看父亲拍的那些老照片时被我一一想起，物品的这种力量仿佛在平息我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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