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早就知道我在那座岛上。我逃跑之后，他染上了风寒，三天后才开始追我，并从渔夫那里得到了线索。等他拿出一点钱之后，那名爱讲话的船夫便说曾带我到了黑贝利。霍加知道，既然我不可能逃离岛上，也就没再跟着我。当他说这次和苏丹的会面是他人生中的关键机会，我深表同感。他坦白表示，他需要我的知识。
我们马上开始了工作。霍加有着一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的果敢。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坚定的决心，这是以前很少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种特质。既然知道他隔天会再受召见，我们决定要争取时间。我们立刻商定了原则，那就是不提供太多的资讯，但只要是我们所提供的就要很快去证实。霍加很敏锐，这点是我十分赞赏的，他马上产生了一种看法：“预言是滑稽的行为，但能善加利用来左右笨蛋。”他听我说话时的样子，似乎赞成瘟疫是一个灾难，只能借由加强卫生防御措施来加以遏止。和我一样，他并未否认这个灾难是真主的旨意，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因此，我们凡人面对灾难也可以做一些事，而这并不伤及真主的骄傲。为了使他的军队免于瘟疫，先贤厄梅尔不是也把艾布·于贝德将军从叙利亚召回了麦地那吗？霍加将请求苏丹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以便保护自己。我们也不是没想过向苏丹散播对死亡的恐惧来迫使苏丹采取这些防护措施，但这种作法很危险。这件事不是单纯到以浮夸的死亡描述便足以吓倒苏丹，因为他并不是独自一人；即使霍加的喋喋不休对他产生了影响，周遭仍有一群笨蛋会帮助他克服他的恐惧感。这些不择手段的笨蛋日后就可以时时刻刻指控霍加的无宗教信仰。因此，凭借我的文学知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来告诉苏丹。
对霍加构成最大威胁的事情是判断瘟疫何时可能结束。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每天的死亡人数。当我对霍加提及这件事时，他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他同意向苏丹要求协助以取得这些数据，但这同样也会包装成另外一个故事。我不是十分相信数学，但我们的手脚已被束缚住了。
隔天早上，他去了皇宫，而我则到了城里，到了瘟疫肆虐的地方。我和以往一样还是害怕瘟疫，日常生活的喧嚣活动以及多少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欲望，使我头昏脑胀。这是一个微风轻拂的凉爽夏日，缓步走在死亡与濒死的人们之间时，我思忖自己已有多少年没有如此热爱人生了。我走进清真寺的庭院，在纸上记下棺木的数目，在街区里走着，努力在所见景物与死亡人数之间建立一种关联：要在这些房子、这些人们、这些群众、这些兴高采烈、悲伤与快乐中找到意义，并不容易。而且奇怪的是，我的眼光只关注着一些琐事，关注着他人的生活，关注着人们和亲友一块儿住在自己家中的快乐、无助与冷漠上。
将近中午时，我带着人群与尸体给我的沉醉来到了对岸，来到了加拉塔。我转了转船厂周围的工人咖啡屋，扭扭捏捏地抽着烟，仅仅是出于想了解的渴望，我在一家简陋的小餐馆用了餐，还到市集和商店逛了逛。我想在心中牢记每个细节，以便作出某种结论。黄昏后我回到了家，精疲力竭，听霍加述说着宫中的消息。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捏造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苏丹。他接受了瘟疫就像魔鬼，试图化作人形来欺骗他的想法。他决定不让陌生人入宫，进进出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当问到瘟疫将何时与如何结束时，霍加展开了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至于苏丹听了之后害怕地说，他可以想像死亡天使阿兹拉尔像个醉鬼一样在城中漫步的样子；阿兹拉尔拉起他看中的人的手就把他带走。霍加慌忙提出纠正，说把人们带向死亡的不是阿兹拉尔，而是撒旦——况且也没喝醉，而是诡计多端。如同我们计划的，霍加指出，向撒旦宣战势在必行。要想了解瘟疫何时才能放过这座城市，关键就在于要注意它的动向。虽然有些苏丹的侍从说，向瘟疫宣战无异与真主对立，但苏丹没有在意这些话。后来，苏丹还问到了他的动物：瘟疫魔鬼会不会伤害他的隼、鹰、狮子和猴子？霍加立刻回答说，恶魔以人形接近人，而以老鼠的外貌接近动物。于是苏丹下令从一个未受瘟疫侵扰的遥远城市，送来五百只猫，也给了霍加所想要的人手。
我们立刻将交由我们指挥的十二个人，分派至伊斯坦布尔各地。他们负责巡视每个区域，回报死亡人数及任何观察到的事。我们在桌上摊开了一张我临摹自书本的伊斯坦布尔粗略地图。怀着畏惧又愉悦的心情，晚上我们于图上标示瘟疫散播的地方，准备好要向苏丹禀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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