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走在浓密的小象树林中，我转动着蓝伞，微笑着，仿佛自己是在印象派画家们的画上漫步，仿佛自己也有了印象派画家的情绪。我有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在迎着自己往前走，我看见自己多亏那把蓝伞成了印象派画面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我随便瞟上一眼，便能看到连我的鼻子也是蓝色的；当我收紧下巴便看到我的胸脯和拿着伞把的手都是蓝色的。我还觉得我那两个从波赫尼采孤儿院领出来的彼此喊叫着的孩子也属于这幅印象派画中的人物。
在这幅画中我们缓缓登上林木茂盛的山坡，我那把张开的蓝伞也跟我们一样在漫步攀登。尽管沃拉吉米尔在冲我丈夫大声吼叫，我仍然微笑着。他在嚷嚷道：“博士，您该继续去当您的列车调度员，要是这样，今天您带着您的这些观点也许当上了站长，在哪个小火车站上当个站长，夏天穿上白色制服裤，纽丝特尔的上衣，下午您可以去花园饭店、站旁饭店打打保龄球。您太太也就成了站长太太，您们也许有了孩子，因为您太太准会给您生下两个大胖娃娃，您的体重也准会有一百公斤！”沃拉吉米尔就这样对着我丈夫大声喊着。我丈夫胀着脖子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可是我却出了林子来到草坪上，那里有一个小湖，旁边耸立着天文台的圆屋顶。那里还有一辆被遗弃的邮车。我登上踏板，纵身跳到这辆蓝色旧邮车赶车人的座位上。
曾几何时，这辆邮车曾四处分送包裹、情书、讣告以及挂号邮件，可如今却扔在拉德维山顶上的天文台旁。我坐在邮车上望着这两个爷们儿，这两位未来的顶尖人物、世界冠军，他们俩实在令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也何尝没想出人头地呢?我曾经学过跳舞，想要当个芭蕾舞蹈家，如果当不上头号芭蕾舞蹈家，至少当一名像拉·杨娜一样的舞蹈演员，可如今，我却是巴黎饭店的一名女出纳员而已，下场大概跟这两个爷们儿一样。他们仍在彼此冲着对方大喊大叫，现在甚至面对面地站在那里，眼睛瞪得老大，紧握着拳头，眼看就要抓破对方的眼珠子、大打出手。可是我知道，即使这两个人打起来，他们也不会互相抛弃。这两个人彼此爱着，谁离了谁都没法活。他们可以各自呆在布拉格的另一端，然而他们在思想上还是相通的，因为他们两人都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即他们都是最出色的。
如今正是为他们这两位最棒的人物而在大喊大叫，如今正是为他们中要成为世界冠军的人在彼此嚷吵。他们吵得压根儿就没法注意到如今我看见了什么：在天文台旁边有位女敦师带着一群孩子，他们在一张圆桌旁围成一圈，这块圆桌面跟我们家餐厅里的圆桌一样大。孩子们正用小手指头指着这张桌面的边缘。我从那辆被丢弃的邮车上走下来，拿着张开的蓝伞走近这群孩子，我越过他们的肩膀扫一眼这张桌面，几乎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在这块大得像个大磨盘的石头桌面上，就像大钟楼上的钟一样，有箭头指着的一根根刻厦线，上面标着欧洲城市的名称，以及各个城市离这块石桌面中心的公里数。
女教师帮一位小女孩站到桌面上。小姑娘用手捂着眼睛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华沙!”然后转过身，弯下腰，等她读了石桌上另一个地名之后，又用手掌捂住眼睛嚷嚷道：“我看得见，看得见柏林，我一直能看到莫斯科！”然后小姑娘跳下来，换了一个小男孩上去，他也读了一下地名，然后用手捂着眼睛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维也纳，我还看得见罗马！”
我丈夫和沃拉吉米尔如今也走到这里，他们已停止争吵，两个人都看着我。我将指头贴在抹了口红的唇边，于是这两个爷们儿感动地看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看着这些孩子怎样跳到桌面上，捂着眼睛朝着越过所有国界的远处喊叫。按着圆桌面上的箭头所指，在离这儿几百几千公里的某个地方，每个孩子都能看见一座欧洲的首都，每个孩子隔着这么远都看得这么真切，从拉德维这儿一直看到那个遥远的地方。等所有孩子都轮着看了一遍，老师用下巴向他们一示意，自己便带头朝着恰布里采走去。
这时我们身后的布拉格像一幕晃动的印象派的舞台布景在闪闪发光，沃拉吉米尔和我丈夫用指头触摸着摆在拉德维山顶上的这张石桌面，读着上面的城市名称和距离这里的公里数。我拿着张开的蓝伞跳上去，站在桌面中心，用伞指着维也纳那个方向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看得见毕辛卡姑姑正走在马利亚希尔一费尔街上，如今她正走进德蒙咖啡厅。我看见了，看见了尸我转过身来，又用伞指着海德尔堡的方向喊道：“我看得见!我妈妈正牵着一条小狗走在施韦特辛根街上，如今正朝施洛斯卡登走去。我还看得见我的姐姐湖翠刚采购回来。我的三个侄女正在谢杰街2号的小房子里翻她们妈妈的采购包，挑出来可馋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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