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打算买个录音机将阿姆斯特朗的音乐录下来……我丈夫今天已做好黄蒿籽烤猪肉,还拿来些新鲜面包。邀请了他的朋友、大家称之为啄食老鹰的诗人科拉什先生,和他同来的还有诗人希夏尔。我去打了啤酒。科拉什先生可真是位谦谦君子,他还送来一束花,穿得很雅气。他善于穿灰色裤子,坐下的时候还拽了拽裤前的挺缝线,免得绷着了膝盖,他还系了条美观大方的领带,方块织纹的西服上装胸兜里放着一块小手帕。他掏出那块小手帕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他的眼镜。我丈夫坐在那里,我从没见过他在这两位诗人面前的这种彬彬有礼和谦逊的样子。希夏尔先生并不像位诗人,更像一名屠宰场的工人,他穿着牛仔裤和牛仔上衣,时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塑料梳子梳梳头发。他的头发又短又密,梳它时发出嵫嵫响声,希夏尔先生在交谈中常爱说句“这可真是太奇妙了!”同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止,把烟灰磕在地上或者随它掉在衣服上。我丈夫谈了一会儿自己的写作,可他的声音却是那么地没有把握,还不时咳嗽几声,常常忘了开头是从哪儿说起的。他红着脸,眼睛望着地上,毕恭毕敬地给诗人希夏尔点烟。科拉什先生拽一下裤腿,将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的膝盖上。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可是请注意!这种美国诗歌从一开始就有两根支柱:惠特曼和坡,将美国文学推进到了二十世纪;而法国现代文学中的波德莱尔不仅翻译了坡,而且从他的诗中吸取了灵感。我们不能忘记,在巴黎有印象派画家们的展览时,我们这里是米科拉什·阿列什占统治地位,当然,注意!我们还有自己的普尔基尼,我们有马哈;还要注意的是,在巴黎已经有兰波所写的《地狱中的一季》和劳乌特列阿蒙特写的《马多罗之歌》,而我们这里则还是杨·聂鲁达的天下。可是注意!我们的鲍仁娜·聂姆佐娃远比法国的乔治·桑要伟大!她的爱情书信胜过美国的尼恩。我还要让你们注意我们的画家西卡涅德尔,他第一个画了这样的画:一个工人从建筑场上掉下来,行人从他身旁走过却没能看到那摔死的工人,因为在他们与这悲惨的工人之间隔着一道篱笆。”诗人科拉什雷鸣般地说着,我看到他果然是一只啄食老鹰。我丈夫因为在出汗,便一个劲儿地低头望着地上。诗人希夏尔的烟灰磕在我丈夫黑里吧唧的裤子上,时不时说上一句“这可真是太奇妙了!”诗人科拉什又继续雷鸣般地吼起来,仿佛他是在一间有很多听众的大厅里做报告:“干艺术最美的一点莫过于谁也不必非干艺术不可,主要的是一个作家可以什么都干,可就是不能背叛自己的核心要旨。假如你有家庭,假如你不关心它,在艺术里这是允许的,但是请注意,你不能背叛和埋葬或者糟蹋你自己的才干!你作为艺术家所做的这些是有着决定意义的,因为艺术紧排在大自然之后,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对,你说在焦街将废纸打包、装车的活儿使你感动,你能听到人们的交谈,喝着啤酒,等待着你的一瞬间的到来。可是何时到来呢?这不会从天而降,你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你必须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去拿取、去盗火。你弄得一身脏,下班回家,倒下就睡觉。你最好的精力在焦街、在酒家耗掉了。我的老天爷,你多大岁数了?’’我丈夫轻声低语说:“四十三了。”啄食老鹰科拉什先生又吼起来:“我的上帝,有一半著名作家在这种年龄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们中有些人都已经仙逝了。
我自己有体会,机遇不是永远都有的。你注意,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死亡的细胞也就在闪亮了。眼下你没有孩子,那还等什么?劳动局不会来找你麻烦的,你就在家里呆着!写!你写的《雅米尔卡》使你责无旁贷,你得坐下来,写!”我不禁露出微笑,因为我知道,我丈夫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害怕留在家里,仅仅给他留下写作的责任。我窃笑着走出去打啤酒了。诗人希夏尔用他的塑料梳子梳理着头发,继续将烟灰磕在烟灰缸旁边我的台布上,继续重复他那句“这可真是太奇妙了!”等我提着啤酒罐和一些罐装啤酒从瓦尼什达的酒店回来,两位诗人已经在就着新鲜面包吃猪肉,从平底锅里切下一块块猪肉,蹭着钠底上的锅巴汁儿。科拉什吃得小心谨慎、斯文尔雅。我丈夫狼吞虎咽、像狗一样整块肉往下吞。希夏尔先生大概已经吃完了,或者是没有胃口,接着抽他的烟,如今将烟放在那波浪形的小烟灰缸上,拿了一小块肉。我将大啤酒罐和那些罐装啤酒放在台布上,正想拿来玻璃杯,可是科拉什先生说:“不用了,碧朴莎太太,我喜欢这么直接喝。”他拿了一罐啤酒喝着,他的一举一动像有人在给他拍照那样文雅。喝完之后,他掏出手绢,擦擦嘴巴。我吓了一跳,我的老天爷,我忘了拿纸巾了。希夏尔先生仍旧在抽烟,说着“这可真是太奇妙了!”将烟灰磕在我丈夫的裤子上。沃拉吉米尔在昏暗的黄昏中走进我们院子,后面跟着黛卡娜一步一步走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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