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未，你看到他了？”
“是呀，当然看到了。他不愿进来——那时刚吃好晚饭——可是英格里桑先生定要他进来。”
“什么？”波洛使劲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星期二傍晚鲍斯坦医生在这儿？在这儿？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他简直象要发疯似的。
“我亲爱的波洛，”我劝告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对这感兴趣的呀，我不知道它有什么重要。”
“什么重要？它头等重要！这么说，鲍斯坦医生星期二晚上——谋杀的这个晚上——在这儿。哈斯丁呀，你还没懂吗？这改变了一切——一切！”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心烦意乱。他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机械地摆弄着一对烛台，嘴里仍自言自语地喃喃叨念着：“是呀，这改变了一切——一切！”
“突然，他似乎做出了一个决定。”
“好吧！”他说。“我们必须马上行动。卡文迪什先生在哪儿？”
约瀚正在吸烟室里。波洛径直到了他那里。
“卡文迪什先生，我要去塔明斯特办件重要的事，有个新线索。我可以乘你的汽车吗？”
“哦，当然可以。你是说马上？”
“是的，对不起。”
约翰按了按铃，吩咐把车开过来。十分钟后，我们就已乘车经过园林，疾驰在前往塔明斯特的公路上了。
“波洛，”我顺从地说，“也许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有关这一切了吧？”
“好吧，朋友，有许多情况你自己是可以猜测到的。当然，你也了解，现在英格里桑先生解脱了，整个形势已经大大改变。我们面临的是完全新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的，没有去买过毒药的有一个人。我们已经排除掉那些虚构的线索，现在得找到真正的线索。我已经查明，除了那位正在和你打网球的卡文迪什太太外，这家人家的任何一个人星期一傍晚都有可能冒充了英格里桑先生。同时，我们已经听过他的陈述，他把咖啡放在过道里了。审讯时，没有一个人对此多加注意——可是现在，它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查明最后到底是谁把那杯咖啡送给英格里桑太太的，或者是在它搁在那儿时，有谁经过过道。据你说，只有两个人我们可以肯定说她们没有走近过那杯咖啡——就是卡文迪什太太，还有辛西娅小姐。”
“是的，是那样，”我感到心情变得无法形容的轻松。玛丽-卡文迪什当然不应该受到怀疑。
“在解脱阿弗雷德-英格里桑的过程中，”波洛继续说，“我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就被迫摊牌了。当我也许被认为是在迫踪他的时候，罪犯可能已放松了警惕，可是现在，他会加倍地小心。是的——会加倍小心。”他突然转身朝我问道：“如实告诉我，哈斯丁，你有没有怀疑什么人？”
我犹豫着。老实说，那天早上我脑子里曾经有一、两次闪过一个念头，这念头本身是轻率的，过份的。我已经因其荒谬而加以排斥，然而它仍固执地保留着。
“你不能把这叫做怀疑。”我喃喃地说。“它是十分可笑的。”
“说吧，”波洛鼓励地催促说，“别害怕，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得一直注意你的直觉。”
“那好吧，”我脱口说出，“这说来是荒谬的——不过，我总怀疑霍华德小姐没有说出她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霍华德小姐？…
“是的——你要笑我了——”
“一点也不。我干么要笑？”
“我总觉得，”我继续象犯了错误似他说，“我们有点把她搁在可能的怀疑范围之外了，单凭她已经离开了这儿这一点。可是，离这儿毕竟只有十五英里呀。车子半小时就能到。我们能肯定说发生谋杀那天晚上她一定不在斯泰尔斯么？”
“是呀，我的朋友，”波洛出乎意外地说，“我们能肯定。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电话给她工作的那个医院。”
“是么？”
“是的，我获悉，星期二那天，她做下午班，而——突然来了一个伤员护送队——她欣然提出继续留着做夜班，这一提议被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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