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上的罪恶。不过,是否有别的解释呢?可能是有的。当时灌木丛中还有第二个人,那个冲上来抓住卡特的人。他可能先开了枪,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脚下,这样,后者几乎是必然地会捡起来,这样,他就会被人发现枪还在他手里。
“我接着研究了霍华德雷克斯的问题。雷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到过夏洛蒂皇后街。雷克斯是您所支持和代表的一切的死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雷克斯还不止于此。雷克斯可能会跟您的侄外孙女结婚,而您的死会使您的侄外孙女继承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您深谋远虑,作了安排使她不能动本金。
“难道这整个事情最终是一桩私人性质的罪恶——是为了个人的获取、个人的满足吗?为什么当初我会认为它是一桩社会性的罪孽呢?因为,不止一次,而是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总被暗示给我,就象一张逼迫性牌一样迫使着我——
“就是这时,当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才算是清楚地看见了真相的曙光闪过。那时我正在教堂,唱着一首赞美歌。歌里提到带着绳索的陷阱。
“陷阱?为我而设的?是的,这是可能的——但假使那样的话,是谁设下的呢?设下陷阱的只可能是一个人。但这又讲不通——万一讲得通呢?我是不是一直把这案件颠倒着在看?不惜钱财?确实如此!不惜人命?是的,依然没错。因为那个罪人的赌本是极为雄厚的。
“不过,如果我这个奇怪的新想法是正确的话,它必须能解释所有事情。比方说,它必须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二重性的秘密。它必须能揭开那鞋子之谜。而且,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何处?
“Ehbien(法语:嘿)——它完成了这一切要求,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本案的开端、过程和结尾。难怪我当初会觉得似乎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因为确实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一个被朋友们极有信心地担保的傻气的、和蔼的好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跟两次凶杀有关,说谎骗人,而且神秘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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