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
“帕特丽夏小姐有没有为你验证过她妹夫的笔迹？”
坐在十五英尺之远的帕特丽夏·莱特小姐，以不带个人感情的表情看着这两个人。
“是的，她验证了。但这也不能就让我相信那些信是被告写的。”
“你自己有没有检验一下？”
“是的，但我不敢自称是笔迹专家。”
“但你一定有自己的某种结论吧，史密斯先生？”
“抗议！”马丁法官不能控制地大叫。“他的结论。”
“取消该问题，”纽博尔德指示。
布雷德福微笑：
“你也仔细检查了属于被告的一木书，埃奇库姆写的《毒物学》——特别是七十一页到七十二页用红蜡笔划了线的，讲到砒霜的部分？”
“我检查了。”
“根据书中红蜡笔划线的部分，你知道，假如有罪行要实施，将会是有人因砒霜中毒而死？”
“我们倒是可以先争辩一下‘确定的事情’和‘可能的事情’之间的差异，”奎因先生遗憾地说，“不过，为了减少一些争论，我就回答你——是的，我知道吧。”
“法官阁下，”埃力·马丁以不耐烦的声音说，“我认为这种质询似乎完全不恰当。”
“为什么这样说，律师？”纽博尔德法官问。
“因为不管史密斯先生的想法和结论是确定的、猜想的、怀疑的或是怎么样的，都和本案无关。”
布雷德福又笑了笑，纽博尔德法官要求他将他的问题限定在事实和对话上时，他只随便点点头，好像根本无所谓。
“史密斯先生，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第三封信提到海特太太之‘死’，是要在新年除夕发生？”
“我注意到了。”
“新年除夕那个晚上，只要被告一离开起居室，你是不是就一直跟着他？——
“是的”
“你整个晚上都在监视他？”
“是的”
“你看着他在餐具室调制鸡尾酒？”
“是的。”
“你还记得午夜前被告最后一次调制鸡尾酒的情形吗？”
“记得很清楚。”
“他在哪里调酒？”
“在厨房外的餐具室。”
“你是不是从起居室跟随他到那儿？”
“是的，在大厅里。那大厅从门厅一直通到房子后部。他走进厨房，然后从厨房进餐具室；我一直跟在他后面，但只是站在厅里的门旁边。”
“他看见你了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但你很小心地避免被他看见？”
奎因先生微笑：
“我既不小心也不粗心，只是站在门厅通厨房那扇半开的门边而已。”
“被告有没有转身过来看你？”布雷德福追问。
“没有。”
“但你能看见他？”
“看得很清楚。”
“被告那时候在做什么？”
“他在调杯里调了些曼哈顿鸡尾酒，把调好的酒分别倒进托盘上那些干净的酒杯中。他正在找樱桃雪利酒时，有人敲后门，他放下鸡尾酒，从餐具室走进厨房，去后门看是谁在敲门。”
“那就是刚刚作证的洛拉·莱特小姐和被告在交谈的时候？”
“是的。”
“被告和洛拉·莱特在厨房后门讲话时，你完全看得见餐具室托盘上的那些鸡尾酒杯？”
“是的，一点也没错。”
卡特·布雷德福犹疑了一下，继而直截了当地问：
“从被告放下鸡尾酒，到重新回到餐具室，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人靠近那些鸡尾酒杯？”
奎因先生回答：
“我一个人也没看见，因为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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