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裘莉亚说。“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
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厚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得近一些。
她的脑袋偎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鸽子屎臭。
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企望，她不懂得，把一个碍事朋人推下悬崖去不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后悔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就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不同意的。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杀死她，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裘莉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害怕死。你年青，所以大概比我还害怕死。显然，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死与生是一回事。”
“哦，胡说八道！你愿意同谁睡觉，同我还是同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实在的，活着的！你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来把胸脯压着他。隔着制服，他感到她的乳房，丰满而结实。她的身体好象把青春和活力灌注到了他的身上。
“是啊，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末不要再说死了。现在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得安排下次的约会。我们也可以回到树林中的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已经长久没有去那里了。但是这次你一定得走另外一条路。我已经计划好了。你搭火车——你瞧，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实际作风，把一些尘土扫在一起，用鸽子窝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来。
温斯顿看一看却林顿先生的店铺楼上的那简陋的小屋。
窗户旁边的那张大床已经用粗毛毯铺好，枕头上没有盖的。
壁炉架上那口标着十二个小时的老式座钟在滴答地走着。角落里，在那折叠桌子上，上次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暗半明中发出柔和的光芒。
壁炉围栏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铁皮煤油炉，一只锅子，两只杯子，这都是却林顿先生准备的。温斯顿点了火，放一锅水在上面烧开。他带来了一只信封，里面装了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片。钟上的指针是七点二十分；应该说是十九点二十分。她说好十九点三十分来。
蠢事啊，蠢事！他的心里不断地这么说：自觉的、无缘无故的、自招灭亡的蠢事！党员可能犯的罪中，数这罪是最不容易隐藏的。实际上，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所反映的玻璃镇纸在他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形象。不出所料，却林顿先生毫不留难地出租了这间屋子。他显然很高兴能到手几块钱。当他知道温斯顿要这间屋子是为了幽会，他也不觉得吃惊或者反感。相反，他装做视而不见，说话泛泛而谈，神情非常微妙，使人觉得他好象有一半已经隐了身一样。他还说，清静独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人人都想要找个地方可以偶而图个清静。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别人知道了也最好不要声张，这是起码的礼貌。他甚至还说，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一个经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这么说时他好象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面偷偷看出去。六月的太阳还很高，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一个又肥又大的女人，象诺曼圆柱一样壮实，胳膊通红，腰部系着一条粗布围裙，迈着笨重的脚步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走着，晾出一批方形的白布，原来是婴儿的尿布。她的嘴里不咬着晾衣服的夹子时，就用很大嗓门的女低音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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