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创作恩维的结构系统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其侠情小说的基础，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对现实的明喻，其侠情小说则是对现实的隐喻（这里所说的“现实”是广义的，包括作者的思想情感）。
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碓的认识。
中国现代的适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由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木遵循西方艺术傅统）。
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必须指出，有的资料曾称王老师为鸳蝴派，这是不够科学的，因为王老师与该派并无联系），它在批判鸳蝴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粑逅脑巳捌激的一面。
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逐渐有了转变，但对鸳蝴派的总体否定却廷续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教-书里除对鸳蝴派的否定之外，还是没有现代通俗文学的任何地位。
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之深，以至王老师生前对自己的通俗文学创作经历，也一直持自我否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又应看到，中国现代的通俗文学确实存在羧绾问视κ贝变迁的问题。刘勰云“通变则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失去传统，不能割断历史，但泥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小说傅统通变的过程，通俗文学理论界一般认为促成其变化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三；第一，社会、读者、文化市场、新闻出版业等外部因素的变化，拉通俗小说不得不变；第二，许多通俗文学作者自身具有现代素质，这种素质自然地反映到创作中，促成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第三，一些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觉地吸收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营养，自觉地以此推动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
第三种动因显然最不盲目、最为重要，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总共不过五六位，王老师即为其中之一，正如四十年代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以“确己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他们的“内在文心蕴舸醋鞯摹靶隆庇搿叭取薄
至此，我觉得初步找到了王老师的“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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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击之术，向分“内家”、“外家”两派。外家为“少林派”，创始人是后魏时代的达摩禅师；原为以拳术锻炼身体，补禅功之不足，非为与人决生死定胜负之用。后来因屡逢乱世，徒众渐杂，始有不少挟技以游江湖的人，但却失了达摩创拳之时的本意。
内家为“武当派”，创自宋徽宗时之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张三丰原学技于少林，后来将少林拳法加以变化而另成一家。他讲的是，十八字秘诀、六路拳、十段锦与点穴之法。
武当派脱胎于少林，但他的宗旨却与少林不同。十八字秘诀的头一个字就是“残”字，但这“残”字并非只作“残忍”之意讲，却是内家拳法之一。意思就是当交手比武之时，绝无丝毫客气，有所谓“犯者立仆”之说，所以，武当派的武艺比少林派毒辣得多。
早年走江湖的、保镖护院的侠客有时与人争较起来，对手如遇少林派，那还容易应付，对方如遇武当派，可真实在是危险。不过武当派收徒弟之时有五大戒条，其中有三条最为重要，就是：“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轻露者不传。”
因此，武当派的传人多是些深山道士及文人墨客。初遇之时，很难看得出来，但是你若欺侮了他，他只要稍施身手，那你就要立刻吃亏。笔者前撰‘宝剑金钗’，书中所述的李慕白，那就是真正内家武当派的传人。
‘宝剑金钗’一书，以江南鹤老侠自狱中救走了李慕白，在俞秀莲姑娘之处留剑寄柬而结束，即所谓：“斯人已随江南鹤，宝剑留结他日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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