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５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４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５０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原载《文艺报》,宇慧文学视界二次校对排版。）
有强大魅力的艺术迷宫——不靠误会取巧，不靠诞妄情节——借用某种模式，又不落入某种模式——善于设置悬念，借转折提出悬念——复式悬念，环环相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奇峰突转，敢用险笔——出人意外，在人意中——《西游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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