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好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⑦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民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著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间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揭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⑨
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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